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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欧阳修:一年进言百余篇
 
作者: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7-11-01   点击次数:
  □ 本报记者 鲍 青
 
  王素、欧阳修、余靖和蔡襄出任谏官,揭开了仁宗庆历年间的“四谏官”时代。四位名士,皆以直言敢谏著称。王素谏阻仁宗近女色、封臣子等事,人送外号“独击鹘”;蔡襄向仁宗提议,谏官评论官员的奏疏必须保密,不要出示给当事人;余靖为了谏阻仁宗修开宝塔,一直拉着仁宗不让离去。以致仁宗感叹“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
 
  而“四谏”之一的欧阳修,则形成了自己的“谏言”原则和标准。
 
  欧阳修认为,谏官作为天子耳目,职责便是对朝政进行“讽谏”。凡是关乎“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的,谏官都可以而且应该进言。欧阳修反对谏官不尽言责,甚至对忘年交范仲淹也毫不留情。
 
  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26岁的欧阳修作《上范司谏书》,对44岁的谏官范仲淹不能尽职言事,深表失望与不满。
 
  欧阳修于庆历三年在谏院任职。一年之内,他向朝廷呈递了一百多道奏折,内容涉及选才、吏治、财用、军事诸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当时的宰相晏殊曾举荐过欧阳修,此时也苦恼于他的“多事”,“既而苦其论事频数,或面折之”。这也反映出欧阳修对谏官一职的看重。
 
  欧阳修不仅勤于进言,对谏官制度的利弊得失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谏官作为专职进言人,责任重大,“天下得失,一时之议系焉”。在他看来,其他各级官员,只是“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只有谏官与宰相,是“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所以,在他心目中,虽然谏官位卑,但其实和宰相等齐。欧阳修重视谏官人选,认为缺乏才能与品格的庸人,是不应该出任谏官的。欧阳修曾作《与高司谏书》,直接批评谏官高若纳,认为他不仅不能正直言事,反而混淆是非,诋毁范仲淹,丧失了谏官的基本操守。他建议高若纳,既然才不堪任,就应主动放弃,让那些有才能者踊跃而出。
 
  北宋之初,谏官人微言轻,不能进入内朝听政。朝政若有大政决策,谏官往往要托人四处打听。可得到的消息不仅滞后,而且经常出现讹误,严重影响谏官的判断。欧阳修请求赋予谏官更大的权力,允许他们进入内朝了解时政。外地奏事或朝廷诏令,也要送递知谏院,供谏官们了解研究。通过这些措施,谏官才能及时了解朝政的更张和利弊,从而“善则开端,恶则杜渐”。在欧阳修和其他谏官的联名要求下,仁宗下诏“谏官日赴内朝”,共同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
 
  曾任过谏职的欧阳修,对谏官职位卑下的窘境有深刻体会。宋初宰相权重,谏官不允许弹劾大臣,因而权力十分有限。谏官因弹劾权臣,被罢官外放者更是司空见惯。权臣常以谏官“好相朋党,动摇大臣,以作威势”为由,贬谪弃用谏官。如仁宗景祐时,范仲淹因批评宰相吕夷简的过失,被贬至饶州;皇祐年间,唐介批评宰相文彦博,也被贬斥在外。但欧阳修极为推崇韩愈的《诤臣论》,认为谏官就应该“不畏雷霆之威,不畏权臣之祸”。
 
  欧阳修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任谏官时,曾严厉批评吕夷简,认为他“擅权误国”。他言辞激烈地说:“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十四年间,坏了天下。”对参知政事王举正,他也猛烈抨击,责备他“最号不才……柔懦不能晓事,缄默无所建明,且可罢之以僻贤路”。欧阳修以胆气与魄力为根基,凭绝世文才为依托,所作谏文汪洋恣肆,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韩琦称赞他:“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畏权贵。”
 
  欧阳修弹劾权臣,虽然言辞愤激,但论及时事,却异常冷静。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对谏官权力没有任何限制,事情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他主张进言需“上益朝廷,下叶物议”,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他还要求,进言之事必须要认真核实,才能上奏朝廷,“虽许风闻言事,若所闻大事,系人命之死,则必须审问所说之人事状,然后可之上言”。他批评一些谏官随波逐流,以发狂论为荣,以致黑白颠倒,以虚为实。
 
  欧阳修的谏议主张,部分被仁宗采纳实施,对畅通言路起了一定作用。当时“时政无巨细,亦惟言事官是听”。庆历三年,仁宗选用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等名士充任谏官,而且谏官人数也较前增加。过去谏院谏官一般为七品官吏,仁宗破例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仁宗还当面褒奖了这几位刚直敢言的谏官。
 
  后来朝廷废止了禁止越职言事的诏令,反而下诏求言。士大夫开始以闭口不言为耻,争相言事,由是言路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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