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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垿:时代洪流下的“宠弃”轮转
 
作者: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8-01-10   点击次数: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李 梦
 
  在清末的坊间,有一句俚词俗语颇为流行。其曰:“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这后半句的“谭”,是指参与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唱腔极受慈禧喜爱的京剧名角谭鑫培。而这前半句的“垿”,则是指以书法造诣名动京师的法部右侍郎、莱阳人王垿(xù )。
 
  剧变的时代里,个人命运往往跌宕起伏,或踟蹰走上前台,或黯然退居幕后。
 
  王垿曾是时代的宠儿。原本仕途平平的他,因护驾西行有功,受帝后垂青,历任显职,参与新政,前程似锦。王垿也曾遭到时代冷遇。正当他大展拳脚之际,因故乡民变,让力主围剿的他备受指责,成为众矢之的。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仕途无望的王垿辞官归隐,寓居青岛,寄情书法,逍遥物外。
 
中进士,入翰林,襄赞团练
 
  王垿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其祖籍为莱阳穴坊镇蚬子湾村,后举家迁至莱阳城里的南门杏坊坛。
 
  晚清之际,王氏家族鼎盛,是远近闻名、人人称羡的科甲望族。早在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王垿的父亲王兰升,就高中山东乡试第一名解元,四年后考中二甲进士,授官翰林院编修;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22岁的王垿中乡试举人。后因父母病故,丁忧守孝,接连延误会试考期。十年后,王垿殿试中三甲同进士,选入翰林院作庶吉士;王垿中进士的次年,正值慈禧还政、光绪帝亲政,朝廷开恩科以贺。王垿的兄长王塾中三甲同进士,也入了翰林院。当时人以“郊祁之美”(北宋时,宋郊、宋祁兄弟二人同中进士,引为一时美谈)来称誉王垿和王塾。父子三人先后中进士入翰林院,让莱阳王氏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家族。
 
  但京官岁月却是难熬的。满清入关后,承继明制,对官员的俸禄也定得很低。雍正时为了集中财权,实行耗羡归公,给地方官发放养廉银,以缓解日益严重的吏治危机。但皇帝觉得京官事务清闲,不需享受养廉银的待遇,所以京城官员,因俸禄微薄,依旧清苦非常,甚至连生活所需都成了难题。王垿身处清水衙门的翰林院,更是穷京官的典型。翰林们“经常不能举火造饭,每每面有菜色”。当时市井便有嘲讽翰林的谚语道:“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为妇人,一为骆驼,一为翰林。”翰林的穷酸尴尬可见一斑。
 
  王垿入选翰林院后,立刻体会到了这份清苦。因为清廉耿直、不屑于为官取利,所以每到年末,王垿总是囊中羞涩,要靠举债来度年关。随着家庭接济难以为继,王垿甚至连寓所租金都筹措不齐。他先借居会馆,后经人介绍到山东同乡、光绪九年状元陈冕的家中做起私人老师,以便挣点束修,维持生计。
 
  窘迫的现实,并未消磨王垿的意志。他为官勤勤恳恳,颇有成绩可言。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他博览群书,对当时学术界的风气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时下汉学家拘泥古籍支言片语,却不解其中宏旨,这是研求经世之法的疏漏处。”他以“五经微渺,发论应见诸实用”为己任,主张为学结合现实,经世致用,为国家富强献言献策。
 
  光绪十九年,朝廷对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员进行考核。经过阅卷大臣参评,光绪帝亲评,亲定出四等共208人,其中一等6人、二等77人。王垿位列二等,升迁为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负责记注、撰文等事。
 
  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因在黄海激战失利,退守威海卫刘公岛港内。第二年初,日军凭借制海权海陆并进,一面围攻刘公岛,一面进占山东荣成。此时一些有识之士深忧山东安危,提出可仿效当年曾国藩应对太平天国之法,“兵力不及之处,须辅之于团练”。清廷随即下令各地举办团练,寓兵于农,招募兵勇,以充急需,作最后的抗争。王垿和福山人王懿荣闻讯后,立刻上疏请求回乡组织团练,募集乡勇,加以训练,以抵抗侵略。很快,清廷准奏。
 
  王懿荣和王垿星夜赶往山东。两人到达莱州后,见到了前线督战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众人连夜商议,决定招练乡兵,训练士卒,以备防御。但不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上清军又连遭败绩,清廷已没有扭转战局的希望。而因时间仓促,王垿和王懿荣招募的团练尚未训练成军。朝廷议和已定,地方团练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王垿等人也回京任职。
 
  人生第一次兵戎之旅,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建会馆,图自强,冷思变法
 
  回京师后,王垿和王懿荣联合多位山东籍官员,成立了山左会馆。
 
  山左会馆曾名山东会馆,成立初衷是“为来京考试同乡暂居之所,并京官有资望者轮班值年”。因为王懿荣、王垿努力经营,山左会馆规模较大,设施齐全,是省级会馆中影响最大的。当时许多来京赶考的山东学子,都暂居于此。
 
  会馆不仅供学子居住,也成为当时大臣们的聚会之所。晚清国事日非,王垿时常与众人在会馆内讨论时政,交换意见。
 
  当时,甲午战败带给国人的巨大震撼尚未消退。而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变法自强的论调渐次高涨。
 
  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决心起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变法图强。但康、梁等人求成心切,为推动变法时有惊人之举,让整个官僚体系人心惶惶。在103天的变法时间里,清廷所发出的变法诏令,竟然超过110道。其数量之多、涵盖之宽、细则之粗,极为罕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戊戌变法中的“改革”,显得非常急躁,带给改革重重阻力,也埋下了失败的危机。
 
  如戊戌变法要求废除八股,改用策论。但康有为在和光绪帝谈话中表示:“皇上既认为(八股)可废,请皇上下诏书即可,不用交各部讨论。如果交各部讨论,他们必定会反驳。”如此草率建议,自然招致群臣反对、读书人敌视。梁启超后来反思道:“使数百万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
 
  而在人事调整上,维新派显得更为随意,根本没有安置分流计划可言,“此诏一下,前者尸位素禄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惶惶,更有与新政诸臣不两立之势”。
 
  对于变法的意义和弊端,王垿皆看在眼里,也希望有机会劝谏朝廷。1898年7月,光绪帝将一本名为《校邠庐抗议》的集子,经军机处发往各个衙门阅览。这本集子是20多年前学者冯桂芬所著,他在文集中要求清廷革新内政,重视农业,推广机器;同时改革科举,给予掌握西方技艺者同等待遇。这些主张,不仅对洋务派产生很大影响,对维新派也很有启迪。光绪帝认为此书“于变法最为精密”,令直隶总督荣禄印制一千部,交给军机处,再分发给各衙门官员,让他们签字评论,了解群臣对变法的态度和看法。
 
  当时主张和支持变法者,积极响应,不仅认真评注,还详细阐发见解主张。有的人甚至觉得还不过瘾,另外呈说,条陈意见。而顽固派则敷衍应对,甚至不置一词,原本奉还。八月,官员的签注都被军机处收回。
 
  在签注中,王垿的意见显得颇为中肯客观。他支持朝廷变法,认为变法是强国富民首要,即使古代也不乏变法革新之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王垿冷静地认为,变法需要缓变,如果不计后果突变,恐怕欲速而不达。
 
  王垿的预言很快变成现实。因为变法过于激进,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慈禧在他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王垿虽逃过此劫,但眼见变法归于失败,内心不免凄然。
 
  光绪帝被囚后,心内怏怏,终日哀吟踱步,悲愤减膳。慈禧听说后,即召赐膳,责令进食。但由于心情抑郁,影响食欲,又加之饮食无规律,光绪帝屡次病倒于瀛台。王垿听闻后,对王公大臣言:“母子已势同水火,不合古意,何不进谏,调和彼此?”没想到,他的此番议论却遭到“勿干涉皇家事”的训斥,不禁怅然若失,心灰意冷。
 
欲谏言,走荒野,护驾左右
 
  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派被镇压后,朝廷内部的顽固派得势。因为屡次遭受列强欺凌,顽固派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部事物,试图将中国与世界隔绝。而慈禧早年虽支持洋务运动,但因西方列强要求她“归政”光绪帝,内心也极为不满。
 
  而在地方,随着西方侵略势力而来的,是洋教等西方事物盛行。洋教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冲突,又造成民间排外主义勃兴。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已风起云涌。慈禧希望借着“民心”为其火中取栗,加大与西方谈判的话语权。
 
  因为清廷刻意引导,排外主义盛行。开明重臣害怕引火烧身,大多缄默不语,顽固派则煽动骚乱,怂恿慈禧与西方为敌。工部左侍郎许景澄见官兵攻打外国使馆,忧心忡忡,极力反对。他上疏道:“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随即又和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认为春秋大义,不斩来使。今围攻使馆,杀害公使,不合国际公法,绝不可以一国敌各国。
 
  但奏疏呈递后,却被慈禧怒斥为“勾结洋人,莠言乱政,任意妄奏,语多离间”。两人都被下狱处死。不久,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也因劝谏而被杀。一时间朝堂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王垿见直臣因谏言被戮,发愤忧虑悲伤。他也作了一封疏奏,极论其事不可。但因为官职低微,没有直接奏事权,他准备呈递重臣代为转奏。此时一位同僚出面力阻,他告诉王垿:“袁、许诸公东市着朝衣而被斩,我已经洒泪祭奠了。实在不忍心再看到你闯下大祸。如今国家遭难,希望你收敛锋芒,为国家珍惜自己。”王垿见他语重心长,便依言没有上奏,但心情却郁闷非常。
 
  不久,八国联军以平定骚乱为由,进逼北京通州。联军很快抵达东华门,慈禧仓皇挟光绪帝自神武门西逃。王垿的好友王懿荣见京师被破,于家中投井殉国。王垿认为自己虽居微职,但义当扈从。当时他已有子女四人,长女年已及笄,但他未曾迟疑,“公与家人诀,单骑出国西门,夜投荒村,露宿达旦,次日追及行在羽卫”。当他看到帝后到民家进食麦粥,景象凄惨,不禁潸然泪下。王垿强撑身体,鞍前马后悉心护驾,深得慈禧和光绪赞许。到达西安,銮驾无虞后,王垿终于难撑病体,卧床一月方才痊愈。
 
行新政,任显职,官运亨通
 
  关键时刻的赤胆忠心,让光绪帝和慈禧对王垿印象深刻。銮驾回京后,朝廷论功行赏,王垿被赐顶戴花翎,备受荣宠,仕途也开始畅达起来。
 
  光绪二十八年,王垿奉旨至河南,录考贡监。次年,他被擢升为河南学政,主管河南一省教育事务。河南生员知王垿不徇私情,不敢再行贿赂之事。但因学政署人员杂乱,王垿既要苦心斟酌考题,还要提防考题被盗卖。其谨严行事、清廉为官的作风,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清末施行新政,力图改革自强,王垿更被委以重任,被任命为法部右侍郎,参与重大案件审讯。王垿决疑断案依据法典,对秋审断狱极为慎重,往往剖析毫厘,以期无害。
 
  当时司法改革,法权皆属法部。如监斩罪犯,必须经由法部回文批准,方可明正典刑。王垿任法部右侍郎,身兼重任,如履薄冰,处处谨言慎行。他对于案件公文,每卷必认真审阅,重大案件务必亲自审问,详为调查,以免造成冤狱。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发生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案,就有王垿参与审讯。
 
  清末革命党暗杀思潮盛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载沣。
 
  汪精卫原本并不赞成暗杀,但因为革命行动一再受挫,同志纷纷死难,心理大受刺激,不顾孙中山阻拦,决心暗杀清廷实权者以激励革命形势。在暗杀之前,他已做好必死准备。其写给友人的信函中慷慨道:“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要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以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被捕之后,汪精卫对埋放炸弹一事供认不讳,称此事全系他一人所为,与他人无涉。他还揭露清廷立宪的伪面具以及自己的革命主张,“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主审的法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法部右侍郎王垿等人,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革命形势高涨,若处死汪精卫只会激起更多人铤而走险。朝廷眼下正实行新政改革,探索君主立宪,不如轻判以收买人心,平息动乱。最后清廷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仅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对汪精卫从轻发落,判为永远监禁。
 
囿于情,惑于利,有伤晚节
 
  王垿在新政中的作为,为他赢得了开明的美名。王懿荣殉国后,王垿也俨然成为山东籍官员的精神领袖。在王垿官运亨通同时,他在故乡的族亲也利用其势力,一跃成为地方举足轻重的乡绅。
 
  而乡绅势力的膨胀,则给莱阳和王垿本人带来了深重的伤害。
 
  清末莱阳的地方形势在“悲喜”之间轮转。清廷要求各地实行新政,莱阳也积极响应,各项近代化事业都有可喜进展,但由此带来的矛盾和危机也渐次浮现。从1906年开始,莱阳为举办新政开征庙捐、油捐、戏捐等杂费,契税也较从前更为沉重。到了1910年,莱阳又实行自治,财政经费大多需要自筹。政府为了筹款,加大田赋征收,甚至连荒地也要交税。新政没有给百姓带来可见的利益,税负反而在不断增加。
 
  雪上加霜的是,莱阳县令把新政委托给了绅商王圻办理,让他们代为收税,并允许从中抽成。王圻是王垿的族亲,以他为代表的绅商,在推动新政的同时,也不断扩充手中权力。有的绅商鱼肉百姓,中饱私囊,将收取的税款暗自瓜分。有的绅商在新政之前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参与新政不久就摇身一变,不仅还清了所欠的债务,而且“骤增美田二十余亩,房屋焕然一新”。绅商暴富的背后,有滥支和贪污公款的嫌疑。王圻更是利用公权,占据荒山,操纵市场,垄断最有利可图的鸦片生意。绅商因此成了新政的最大受益者。
 
  绅民矛盾在不断积攒,等待即将爆发的那一刻。1910年春,莱阳遭受严重的旱灾,夏粮减产成为定局。天灾引起了粮荒,而不法商贩又趁机囤积居奇,粮价因而高涨,引得莱阳民情浮动,人心惶惶。乡民要求提取社仓里的积谷,以平抑物价,赈济缺衣少食的灾民。
 
  莱阳社仓内的积谷,一直由王圻等绅商负责看管维护。此时有传言说,积谷已为他们所侵吞出售。义愤填膺的乡民追问此事,绅商又难以解释清楚,更加引起怀疑和愤怒。很快,莱阳各乡成立“联庄会”,决定集众人之力前往绅商处追讨积谷。绅商们事先得到消息,全部躲藏起来。乡民便转至县衙,冲入衙署与知县交涉,民变由此形成。
 
  莱阳县令在上奏巡抚孙宝琦的报告中,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将百姓诉求歪曲为暴民生乱。他请求上任不久的孙宝琦派大兵来弹压。孙宝琦一面从登州派遣兵丁到莱阳维持秩序,一面又叮嘱莱阳县令处置民变以怀柔为上,不可激化官民矛盾。但不久,在地方官压力下,莱阳形势急转直下。莱阳的异动,引起京师山东籍官员的关注。他们吁请山东官员慎重行事,以免形势恶化。他们还致函京官领袖王垿,希望他果断为百姓发声。
 
  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王垿在族亲王圻的煽动下,决意督促孙宝琦出兵围剿。当他听说故乡宅第被乡民付之一炬,家属也被乡民杀害后,更是坚定了围剿的念头。他电告孙宝琦,认为“当请兵剿拿魁首,可无煽惑之虞”,又电告家属前往烟台暂避。
 
  孙宝琦接到王垿电报后,决定派兵前去围剿。官兵和乡民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严重的伤亡。而为了推卸责任,孙宝琦公布了与王垿的往来电文,全省乡绅百姓闻之哗然愤怒。
 
  一时间,山东“京官领袖”王垿此前的形象土崩瓦解,成为旅京山东官绅谴责和抨击的对象。不仅在京同乡联名反对,全国各地山东同乡也群起抨击。京师的山东籍官绅还利用会馆数次召开集会,抨击孙宝琦和王垿的所作所为,“无人不痛诋同乡某侍郎及本省孙抚之罪”。
 
  而王垿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闻知山东同乡准备前往都察院呈控消息后,心惊胆颤,大为恐慌,急谋对策。他试图与同乡和解,为此遍下请柬,特约同乡旅京绅商素有威望者。然而,王垿此时已是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灾星”,请客之日“竟无一人到者”。王垿无奈,求助同乡京官张英麟,希望他居中调解。但张英麟面对汹汹市议,也难以挽救王垿的政治声誉。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北洋系官员崛起。王垿见仕途失意,便上疏辞官。但他不敢再回到故乡,而是以晚清遗老的形象,以书法自娱,终老青岛。但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他将自己的寓所命名为“寄庐”,自己也号“昌阳(莱阳古名)寄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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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新政,是朝廷为平息革命浪潮,开启的一场近代化改革。清廷受制于凋敝的财政状况,将新政所需资金放在了对民财的搜刮上。御史赵炳麟考察了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痛陈新政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百姓困穷至此,若不度量财力,以定新政次序,在上多一虚文,在下增一实祸……”
 
清末新政:“保民不足,扰民有余”
 
2018-01-10 作者: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鲍 青
 
  法部右侍郎王垿仕途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故乡莱阳爆发的民变。这场民变的根源,是推行新政的清廷,为筹集新政资金,置百姓利益于不顾,委托绅商搜刮民财。其实在清末,除了莱阳民变外,全国各地也爆发了各种反对新政的斗争。清末推行的新政,不仅没能实现“图强”的初衷,反而成为自己“速亡”的有力推手。
 
  此种悖论的形成,和清廷于积贫积弱之际,铁腕推动规模庞大的新政密不可分。庚子之变后,为遏制高涨的革命浪潮,清廷启动新政改革,寄希望于实施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改革,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但新政所需资金却大大超出了清廷财政的承受能力。为了推动新政,清廷允许地方政府募集资金,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百姓负担,使新政成为“扰民”之举,激化了官民矛盾,削弱了清廷统治基础。
 
  清朝实施新政之初,确实有一番野心勃勃的规划,但其背后却是恶劣财政现实的掣肘。因为战争支出和议和赔款,清廷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甲午战争以前,财政虽有东补西缀的窘状,但大体尚能维持基本平衡。在甲午到庚子年间,因战争赔款的影响,财政每年出现1000多万两的赤字。而随着新政大规模推行,财政收支和赤字都呈大幅增长的势头。1903年,财政赤字为3000万两;1905年,财政赤字增加到了3400万两;1909年,财政赤字则高达6600万两。1911年,根据度支部预算,赤字为7800万两,情况非常惊人。
 
  清末财政赤字扩大,除了因为新增庚子赔款外,大部分是因举办新政所致。1911年的预算中,仅仅训练近代军队支出,就超过甲午军费的两倍多。官制改革,也带动行政费用水涨船高,比庚子年增加了两倍多。另外,用于推行司法改革、财政管理及税收机构、邮传部经费及轮、路、邮、电及各省交通费,无不迅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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