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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爵:耄年戎马,勇敢有为
 
作者: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8-01-17   点击次数:
  □ 本报记者 鲍 青
 
  一月的阳谷县张秋镇,正是典型的北国冬日风光。举目而望,四野草木伏卧衰败,大地尽是一片枯黄。虽有日头映照,寒意却久驱不散。朔风劲吹,拂面刀割,凛凛生痛。
 
  在孟家海村,安眠着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重臣周天爵。他出仕虽晚,但政绩彪炳,一路升迁。社稷蒙难时,他年近八旬,带兵作战,上阵杀敌,以至病逝任上。皇帝感动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破例赐予“文忠”的谥号。
 
起步虽晚,励精图治,政绩得显
 
  周天爵幼年处境极苦,父亲早亡,和母亲、弟弟相依为命。但他“不为贫累,苦志读书”。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33岁的周天爵中乡试举人,四年后又中进士。而当年与他一道中第的,还有后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不过周天爵的仕途命运相比林则徐,无疑坎坷艰难得多。林则徐中的是二甲第四名,马上被选为庶吉士,又授翰林院编修,仕途一帆风顺。而周天爵只是三甲同进士第129名(当年共录取三甲同进士142人),附于骥尾,只以知县归部选用,等待吏部月选分配。
 
  清代中期以后,官场冗员现象非常突出,即使考中进士也并不一定马上授任官职。那些排名靠前或门路精通的进士,才能很快应选,分配官职。周天爵科举排名既不靠前,也没有能够倚靠的重臣,自然难逃“候选”的命运。
 
  可周天爵这一等,却从精壮中年到了潦倒晚年,足足有13年之久。到了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周天爵才被朝廷记起,选为安徽怀远县知县,此时已50岁。而年轻10岁的林则徐,前一年已升任正三品的江苏按察使。两者的仕途经历,可谓判若霄壤。
 
  周天爵仕途起点虽低,但并没有妨碍他凭傲人政绩“奋起直追”。第二年,周天爵带头捐资修建义仓,储存积粮陈谷,百姓歉收之年也不再有饥馑之虞。时任巡抚陶澍对他大加褒奖,并奏请朝廷,记功议叙。不久周天爵又修筑两处水坝,灌溉农田千余顷,受到百姓称赞。
 
  道光八年,新任巡抚邓廷桢寻访各地吏治,对周天爵极为赏识,为他请求表彰。朝廷下旨,周天爵以应升之缺升用。当年九月,周天爵调任皖北大县阜阳县知县。这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盗贼也非常肆虐,百姓叫苦不迭。周天爵服膺“乱世宜用重典”的法条,上任后施展霹雳手段,亲自带领衙役抓捕盗匪。因为计划周密、调度得当,多名恶贯满盈的江洋大盗相继落网。
 
  为了杀一儆百,周天爵在审讯犯人时,有意采用严刑峻法来威慑。当地有人向朝廷告发周天爵暴虐成性、残酷不仁,施淫威于百姓,道光帝令两江总督蒋攸銛调查奏报。蒋氏回报说:“周天爵任阜阳知县以来,不仅爱民如子,而且嫉恶如仇。因而对抢劫民财、祸害乡间的盗匪,有时审讯过于严厉,以致有所伤残,请交吏部处置。”道光帝对周天爵的“敢为”,颇为感动,他亲自下谕说:“这种不怕流言蜚语、不惧怨恨威胁的官员,如今最为难得。既然查明因刑而伤的都是为害甚久的凶恶棍徒,那便宽宥周天爵的小过,不需交吏部。”在皇帝的鼓励下,周天爵剿匪更加尽心尽力。李大奤等江洋大盗,都被抓获归案,并依法论处。阜阳百姓安居乐业,境内风气也安静肃然。
 
  道光十年,周天爵升任宿州知州,后又擢升庐州府知府。在庐州,周天爵捕获了以邪教鼓动百姓的悍匪张义法。道光十三年,周天爵升为庐(州)凤(阳)颍(州)道。此后,周天爵的仕途平步青云。道光十五年升江西按察使,又调安徽按察使,第二年升为陕西布政使。
 
  道光十七年五月,周天爵署理漕运总督,四个月后得实授。他上任后,针对漕运积弊,认为关键在官员素质低下、作风庸怠,“漕务员弁,首重操守……操守若松懈,就会依赖属员,甚至委权胥役。久而久之,只能是官不任事,吏擅弄权”。贪婪的门丁胥吏为了敛财,往往将粗糙旧谷浸水膨胀增重,再冒充精米运往京师。因为官员尸位素餐,查验形同虚设,胥吏每每大获其利。他们再“孝敬”官员,整个漕运沆瀣一气,糜烂难治。周天爵决定在漕运系统内掀起“考察风暴”,对工作懈怠、作风有疵的官员,根据程度深浅,或罢黜或警告,以求变换风气,革新时弊。道光帝知悉后,下旨褒奖他:“汝能如此认真办事,朕心喜悦之至!”
 
  当时漕船滞运,京师粮食告急,周天爵疏陈疏通道事宜。因为考虑精细、措施得当,漕运很快恢复畅通,道光帝赞赏他“多智且能”。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被委任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处鸦片走私贸易。接着,道光帝将周天爵调为署理湖广总督。前后两任湖广总督,竟为同科进士,颇为巧合。
 
  从道光四年到十八年,周天爵用了14年的时间,终于和同年林则徐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此时,他已经是64岁“高龄”了。
 
勠力安民,触怒权臣,获罪被遣
 
  周天爵湖广施政,似乎也以林则徐作为楷模。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对水患“修防兼重”,着力化解每逢雨季便泛滥的恶性循环。周天爵上任后,先勘查修筑武昌府城外荞麦湾的江堤,又筹资修建蕲州的卫军堤,还有汉阳府的石堤,巩固了抗御洪水的能力。
 
  周天爵先治水,排除水患威胁,再活水,打击水面犯罪。汉口地方水运发达,樯帆络绎不绝,河盗也纵横肆意,久为民害。曾有四川籍的河盗凭恃武力,在江面劫掠商船,杀人越货,百姓切齿。但地方官怕被河盗迂回牵制,商贾又担心遭报复,两方只能隐忍不言。官府失职、商家沉默,更让河盗有恃无恐,后来甚至发展到掳掠妇女,囤积成群贩往陕西,谋取暴利。周天爵得到百姓联名控状后,整饬地方武装,展开江面缉拿,抓获了恶贯满盈的河盗,并全部依法惩处。他还奏请朝廷,请将负有失察责任的官员,一概罢职严办,以儆效尤。道光帝见周天爵迅速弭平盗匪,不由得高兴道:“各地督抚,如果都能像你这样尽心公事,不避嫌怨,何患良不安而暴不除?唉,朕不能多得这样的人,实在是愤恨遗憾。”
 
  因为捕盗得力,周天爵很快正式就任湖广总督,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当时湖广盗风日炽,为害地方,难以根除。道光帝认为,这是有州县官员为免于处分,将强盗改为窃贼,进而纵恶养奸,造成如今局面。他知晓周天爵善于缉盗捕贼,便让他悉心办理,以求除患。周天爵反思湖广缉盗之弊,认为“荆楚江汉绵延,计有两千余里,湖河港交错等险要处,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冬季官船梭巡查访,往往是应付之举,既不能熟悉盗贼的窝巢,也没有安排盯梢的眼线,因而大张旗鼓却劳而无功”。他建议派遣干练的官兵,带着眼线暗行侦访,一旦获得盗贼的踪迹,就知会当地文武官员共同捉拿。道光帝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勉励他努力施行,以见成效。
 
  周天爵虽年过花甲,却精力过人,夙兴夜寐,竭心尽力完成皇帝嘱托。很快,湖广地区从前盗贼蜂起的地方,都被扫荡一清,迅速安宁。道光帝在奏折中说:“周天爵查办盗贼认真,可嘉之至!”
 
  道光十九年三月,一场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波云诡谲的大案,让周天爵的仕途埋下阴影。
 
  当时有人上奏:湖北襄阳县官员宣维屏将百姓绍学礼殴打毙命。因宣维屏为满官,朝廷让周天爵亲提各案人证卷宗,严行审讯。
 
  经过审理,命案缘由很快真相大白。百姓绍学礼曾向地方官刘可富的亲戚买田,后发现该地实为军产,要求退还钱款。该亲戚不但耍赖不还,还把绍学礼告到宣维屏处。亲戚通过刘可富打点疏通关节,宣维屏受贿后,竟然颠倒黑白,将绍学礼杖责一百二十大板。一旁的刘可富也掌掴绍学礼耳光数十次,并用脚猛踢踩踏绍的肾囊。是夜,绍学礼疼忿交加,悬梁自尽。
 
  周天爵依律从重拟宣维屏绞监候,刘可富斩监候。一月后,周天爵把审理结果上报刑部。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出面,认为周天爵“执成见之偏而任情烂拟”,驳回原审,要求“另行妥议具奏,毋得固执成见,以符定律”。
 
  周天爵却依然坚持己见,穆彰阿十分恼怒。他亲自重审宣维屏案,直接定案:“刘可富仍拟绞监候,改拟宣维屏为发往新疆充当苦差。”
 
  穆彰阿兴师动众,是为了打击当时的汉官禁烟派。按惯例,地方督抚定拟若与刑部不一致,应由军机处中熟悉律例的大臣王鼎来复议。可穆彰阿两次重审,上奏时均注明“王鼎,回避”。
 
  穆彰阿与周天爵的矛盾,源自周氏坚定的禁烟态度。道光十九年,周天爵“拿获兴贩鸦片人犯,并收获烟土烟膏枪具提省严审究办”。十二月,又奏编查保甲查禁烟犯,又奏请将查拿鸦片不力的满籍官员革职,引起穆彰阿严重不满。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穆彰阿终于找到了扳倒周天爵的好机会。
 
  当时湖北大冶知县孔广义因贪赃被周天爵查办。他反咬一口,控诉周氏在湖广暴虐成性,荼毒甚广。穆彰阿获悉后,如获至宝,立刻命自己的门生江西学政吴其浚前往查办。在众人的包装掩饰下,朝廷将周天爵罢黜,遣戍伊犁,和林则徐成了患难之友。
 
因缘际会,戴罪立功,屡遭跌宕
 
  战争的爆发,让本已遣戍伊犁的周天爵,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鸦片战争中,官员庸怠暴露无遗。前线官员不知军机,清军又腐朽不堪,以致屡战屡败,难求一胜。危急关头,道光帝让周天爵火速前往广东,听候将军奕山的差遣,希望他能处理好英夷事务,戴罪立功。后来奕山陈奏,周天爵虽年近古稀,但办事任劳任怨、不惧艰险。广东能转危为安,他颇有功劳。朝廷随后下旨免其前罪,不需发往伊犁,仍留军中效力。
 
  周天爵因而成了处理难事险事的“救火队长”。广东形势安定后,他又被派往正遭英军攻击的江苏。朝廷以他为四品知府候补,赴江苏参与中英战事。
 
  等到周天爵到达江苏时,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订。而他的使命,也变成了办理淮、扬诸地善后事宜。周天爵通过一系列举措,很快让遭遇兵燹的江苏恢复宁静。朝廷升任他为署理漕运总督,不久又兼署南河总督,负责维护河道安全,查验漕务积弊。
 
  当时朝廷面临的重大难题,漕运和治河皆居其中。漕运顺畅与否,需要河道予以保障。而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时常壅塞京杭大运河,以致漕运每每延误。但因为清廷财政困窘,已没有充足财力治理黄河,所以河道维护只能听天由命。南河总督与漕运总督,就成了常被追责、罢黜的苦差事。周天爵一人身兼两任,正是源于道光帝看重他不畏险、不惧险,勇于任事的特点。
 
  周天爵经过详细调查,提出了疏浚河道、新建漕船等多项措施。但因为治河经费递减,他的建议都没有得到落实。漕运和河工,只能在年复一年的危机中缝缝补补着。
 
  周天爵无法全面革新漕运,就只能着眼细节,尽量维系现有局面。他委派多名能员,认真负责漕运和河工事宜。在他的苦心维持下,漕运和河工的窘况有所好转。此外,他还严厉打击抢掠漕船的土匪,维护漕运安全。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已近古稀的周天爵患病,上折陈请开缺回籍。道光帝念他年纪老迈,又劳苦功高,下旨令他以二品顶带休致。
  回乡之后,周天爵读书耕田,似乎过上了闲适的田园生活。他或许也觉得,自己的晚年生活,大概就要如此度过了。
 
  但历史的大潮,让他再度回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受命靖边,苦心孤诣,功勋卓著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咸丰帝即位。五月,咸丰帝的老师、工部尚书杜受田保奏起用在道光朝屡遭坎坷的林则徐和周天爵。
 
  咸丰帝令周天爵迅速来京,听候简用。七月,76岁的周天爵到京,与皇帝召对交谈达17次之多。后来黄河入海处塌陷,久任河漕的周天爵寓书杜受田,建议趁着冬令水小,在塌陷之处多筑草坝,可期事半功倍。杜受田以书信陈奏,受到咸丰帝褒奖,以为周天爵能任事。
 
  十一月,咸丰帝令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接替不久前病故的广西巡抚林则徐。周天爵到达广西后,会同钦差大臣李星沅围剿洪秀全的拜上帝教。
 
  第二年即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东西方世界出现了迥然相异的走向。在英国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前身——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英帝国通过各式各样的工业品,向世界展示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而在中国,广西金田起义爆发,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从前小打小闹的拜上帝教变身为浩浩荡荡的太平军,中国陷入内战的混乱中。
 
  金田起义后,周天爵率一支百人队伍,外出视察战况。他发现太平军的大营驻扎在大藤峡,不禁想起了明代韩雍和王守仁先后平定大藤峡起义的事情,内心激荡澎湃。到了临近的县城,发现百姓已纷纷逃亡,县衙内仅有一名县令哭哭啼啼。周天爵便问若敌来,有何打算,县令只是哭诉“仅有一绳”(投缳自缢)。周天爵将县令编入行伍,准备带回大营。但在归途中,他们遇到了大股土匪。形势危急时,周天爵大喝“违我军令者斩”,并不顾年老体衰桴鼓而前,士兵大为感动,奋勇作战,贼兵被迫退却。
 
  周天爵通过实地查验,发现广西形势糜烂,希望主帅李星沅能多加重视。他制订了详密的计划,力图组建包围圈,引诱太平军来袭,以便聚而歼之。但此时李星沅身患重疾,又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念头,一直难以和周天爵达成默契。
 
  后来李星沅病症加剧,被迫将大营移驻到了武宣,还将钦差大臣的关防暂交周天爵监护。而周天爵也奏陈患鼻衄情形,自己身体渐次虚弱,独当一面尚可,统帅各方实难。咸丰帝知悉后,下旨宽慰:“闻汝患鼻衄,甚为眷念。就是精神复元了,也要善自调摄,以体谅朕的关怀。”
 
  周天爵在广西督军奋战,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他还剿抚兼顾,对冥顽不灵的陈三部予以歼灭,对投诚的兵丁信任有加。当时前来投诚者,就有后来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清末名将冯子材。周天爵对冯子材极为欣赏,特意为他上奏免罪。
 
  广西形势好转之际,咸丰帝念周天爵年迈,将他调回京城。咸丰帝夸奖道:“周天爵自上年派赴广西办理军务,历次署理巡抚,禀性忠直,不辞劳勋,朕素所嘉尚。念其年近八旬,久居瘴疠之乡,时深眷注。现在统帅有人,周天爵交卸巡抚事务后,即行来京。”
 
  当年六月,周天爵乘船遭遇飓风,溺水受伤。咸丰帝再次宽慰:“陡遇暴风,被溺受伤,朕心实深眷念。周天爵既无职守,尽可安心调理,著无庸限以假期,俟病痊后,再遵前旨来京。”三个月后,周天爵来到京师,被咸丰帝召见11次,还赐紫禁城骑马。因为前任大臣欲化大为小,将广西形势淡化处理再申报,直到周天爵入觐,咸丰帝才知道广西真实情形。
 
荡平皖省,猝然离世,追谥文忠
 
  咸丰二年,太平军北上进入两湖,安徽戒严。当时周天爵寄寓皖北,奉命和安徽巡抚办理防剿。周天爵上疏,认为皖北是江南屏障,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请求加强防务。后来安徽省府安庆失陷,巡抚殉国。咸丰帝命周天爵为安徽巡抚,他却上疏辞官:“安徽巡抚任重事繁,臣年衰朽,吏治兵政,势难兼顾。请简大员独任其事,俾臣得专责成。”咸丰帝便令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专心办理防剿事务。
 
  咸丰三年,南京失守。79岁的周天爵想渡江攻城,御史王茂荫却奏言:“庐(州)、凤(阳)土匪纷起,渐成燎原。周天爵威望素著,若渡江击贼,则土匪益无忌惮。请留天爵剿办。”周天爵遂剿捕盗匪,肃清全境。当时省府安庆沦陷,周天爵认为庐州(今合肥)地居安徽之中,形势扼要,请改为省垣。合肥取代安庆成安徽省会,便自此萌芽。
 
  正当周天爵统兵纵横安徽、江苏,荡平盗匪之际,因积劳疾作,病卒于军。临终之前,他写就遗疏,分析了围剿金陵、徐图进取的克敌之法。他还恳请朝廷吸取教训,励精图治,以图自强。遗疏最后,他保举袁甲三代己之职。这袁甲三,便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而项城袁氏晚清崛起,便是肇基于袁甲三。
 
  咸丰帝获悉周天爵病故,非常悲伤。对于他来说,自即位以来,接连而至的都是悲伤的坏消息。除了富足的江南失守外,自己倚重的大臣纷纷离自己而去,先是赏识的林则徐壮志未酬身先死,接着尊崇的恩师杜受田治河过劳而亡,如今荡贼股肱周天爵也不幸离世。他在圣旨中悲伤地说:“前任漕运总督、兵部侍郎衔周天爵,由知县擢任封圻(封疆大吏),后因病退归田里。朕御极登基后,知他秉性忠直,勇敢有为,特命前赴广西督办军务。后来奉旨来京,屡次召对,议论都极朴实。其心地品行,迥超流俗之上。本年特加兵部侍郎衔,补授安徽巡抚。其不恋官位,辞职后复督带兵勇……办事甚属认真……遽闻溘逝,轸惜殊深。著追赠尚书衔,照尚书例赐恤……”很快,咸丰帝又赐周天爵祭葬,并赐谥号“文忠”。
 
  “文忠”在封建社会,是仅次于“文正”的美谥,也是文臣极高的荣誉。有清一代,得“文正”谥号的仅有八人,得“文忠”谥号的也不过十人而已。林则徐、李鸿章、荣禄等名臣的谥号便是“文忠”。而且清代谥法规定,“唯由翰林授职之员,始得冠以文字。其官至大学士,则虽不由科目,亦得谥文”,也就是只有入过翰林院或任过大学士的,谥号中才能有“文”字。周天爵一非翰林词臣,二是仅二品官员,却能得到极美的“文忠”谥号,连违两制,诚为异数,足见在咸丰帝心中地位之重要。
 
  同年林则徐离任湖广总督时,周天爵不断提拔升迁,终能继之;林则徐病故于广西巡抚,76岁的周天爵破格起用,承继此职;林则徐谥号“文忠”,周天爵又连违两制,以“文忠”相继。两人仕途命运的起伏,着实巧妙契合。
 
 
相关阅读·清代谥法要求极严,臣子能够得到谥号犹显难能可贵。而在谥号选择和决定上,帝王则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
 
清代谥法:帝王拥有赐谥决定权
 
2018-01-17 作者: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鲍 青
 
  道光三十年,名臣林则徐病故于赴任广西途中。咸丰帝获悉后,下旨赐予林则徐谥号。内阁大学士便拟定了“文忠”“文襄”“文毅”和“文肃”四个谥号。咸丰帝在第一个“文忠”上圈定,林则徐的谥号便定了下来。
 
  在得知林则徐得“文忠”谥号后,同为福州人,时任通政司副使的王庆云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林宫保赐谥文忠。本朝自傅大学士(乾隆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以后,未有得此谥者,九原(林则徐号)有知,可以瞑目矣。”
 
  谥号,是对臣子一生行止的总结和评价,有盖棺定论的意味。对于文臣武将而言,生前显赫,死后得谥,是梦寐以求的崇高荣誉。
 
  官员谥号,宋明以来,只要是三品官以上者,就可得谥。但到了清朝,规定只有一品官员才能得谥号,而且必须请旨批准方可。皇帝下旨恩准后,内阁再拟定若干谥号,由皇帝亲自圈定其一。二品官按例享受不了谥号待遇,如果要给谥,需要皇帝特别下旨。二品官中只有“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才可能享受这个待遇。
 
  内阁虽有拟谥的权力,却无讨论和决定权。当需要拟定谥号时,内阁根据该臣子的行迹,选择三四个谥号进呈御览,由帝王钦定其一。拟谥过程一般没有讨论,皇帝钦定官员谥号也不会被反对。
 
  清代尤其是中前期,清廷对大臣赐予谥号极其慎重。清初王士祯说:“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即给予谥号),官至尚书大学士乃得赐谥。”同治光绪时人陈康祺记载:“本朝优恤臣邻……惟有身后给谥最为矜重。故自开国至道光朝,得谥号者,仅四百余人。有由生前官至极品,死后却不得谥号。”只有到了同治年间,两宫垂帘听政后,凡是官阶一品的都能得到谥号。清亡以后,清史馆的史臣追述道:“嘉、道以前,谥典从严,往往有阶至一品例可得而未得者……”
 
  对于内阁大学士来说,拟定谥号虽弱化为文字工作,但皇帝有时还是会自己临时起意,决定另外的谥号。道光年间都察院左都御史朱士彦,曾对家人说:“我生平行事能过于人的,只有个定字。异日盖棺,得谥为定足矣。”等到朱士彦病故,阁臣拟定了几个谥号,但并不包括文定。谥号进呈后,道光帝并未圈定其中一个,反而下特旨予谥文定。可见给谥之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
 
  清末,皇帝甚至近臣操纵谥法的事例也很常见。光绪年间,东阁大学士阎敬铭由于反对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修建颐和园,遭到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奕譞的忌恨。阎氏死后,“醇亲王怒犹不息,拟定不予谥号。后查大学士之例,死后必须有谥号。内阁才拟定谥号,但特意圈出‘文介’”。但此谥号并非佳名。宣统时,著名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去世,“先一日,已拟定谥文忠或文正。等到遗疏上,以‘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触庆亲王的忌讳,临时改谥文襄”。
 
  除了按谥法规定予谥者,还有皇帝不按谥法特旨给予的。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康熙帝为三藩之乱中罹难的广西巡抚马雄镇撰写碑文,赐谥文毅。康熙帝说:“朕惟臣子之谊,大节为重。然居平无事之时,人人侈谈忠义,一旦临事而为国捐躯,确乎不夺者盖寡。则所称成仁取义之士,国家得之宜如何褒崇焉……特考彝宪,赐谥文毅。”康熙帝借此昭示后世,希望百官臣僚,能够闻风兴起,自相勉力,倡导臣节。
 
  有时,特谥还会恩泽到微末的小官,以褒奖在基层默默无闻却功绩显赫的臣子。
 
  嘉庆十八年,九品巡检刘斌听说有动乱爆发,不顾个人安危,巷战英勇牺牲。嘉庆帝知悉后,赠他知县,并赐谥忠义。七品的知县承顺,在西北战乱中牺牲,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承顺死节之事奇伟,一时仅见。纲常名义,不因品秩等差而有分别,表扬较名位尊显为急切。请官为建祠,并予谥法,以励人心。”奏疏呈递后,皇帝赐谥号勤愍。
 
  二人均以微末小臣,都因特殊功绩而得谥,可见清代谥法操作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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