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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燿:救命《甘薯录》,醒目“经世书”
 
作者: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8-03-21   点击次数:
  □ 本报记者 鲍 青
 
  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经过山东巡抚之手,呈送到了皇帝的御案。小册子仅数页,乾隆帝翻阅的时间很短,感叹的时间却很长。他随即下令,将这本讲述甘薯种植和保存的小书刻印,发行各地,推广实践。自此,百姓皆知“种薯之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日益突出的饥荒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编写这本《甘薯录》的,是曾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的陆燿。
 
  陆燿的仕途生涯,大部分是在山东度过的。在任期间,他为政躬亲,讲求实务,或考察烟草栽培,或推广甘薯种植,或治理运河积弊,足迹踏遍齐鲁大地,任劳任怨,功效显著。他的巨著《切问斋文钞》,构成了他“崇实黜虚”经世思想的核心,而其编写、刊刻都是在宦游山东时完成的。
 
  可惜的是,陆燿在此书颁行天下的前夕,因过度操劳病故于湖南巡抚任上,卒时仅留“敝衣数箧”而已。
 
“落落穆穆,不甚与人较短长”
 
  陆燿的科考和仕途,是一条低开高走的曲线,其中既有失望困惑,也有命运垂青。
 
  少年的陆燿,家境贫苦。其父陆瓒精于汉隶,是地方著名的书法家,但并无科举功名。乾隆初,陆瓒赴京谋职,因善于书写,得任三礼馆誊录。这时陆燿居于江苏老家,赖母亲作一些女红糊口,家中常无隔宿之粮,多次濒临饿死边缘。但其母却极尽全力送他上私塾读书,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
 
  乾隆十三年,三礼馆的工作告一段落,陆瓒被授为山西保德州吏目,后又署曲沃县典史。这时,陆燿与母亲迁居山西。但由于收入微薄,陆家依旧非常清苦。幼年刻骨铭心的穷苦生涯,使陆燿后来出任官职,特别能够体恤平民百姓的痛苦。
 
  后来,陆瓒一家又回到京师。陆燿经人举荐,受业于礼部尚书董邦达的门下。董氏擅长书画,文章为世人所重,对政绩与政声追求更是毕生不渝。他曾对学生说:“世人庸俗之见,以为人品是一件事,功名是另一件事。其实,砥砺人品而建立的功名,才是真功名。建立功名而不失去人品,才是真人品。”陆燿目睹恩师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在耳濡目染中立下了“崇实黜虚”的志向。
 
  在董邦达门下学习的,除了陆燿,还有小他一岁的纪晓岚。两人俱是董氏的高足,极受器重。但两人性格殊异,“和而不同”。二人之所以能和睦相处,多赖陆燿的迁就和包容。陆燿性格沉静,“落落穆穆,不甚与人较短长”,而纪晓岚却“少好嘲弄,往往戏侮”。两人相处时,陆燿没少受纪晓岚的调笑和欺辱。但陆燿却“不以为忤”,还曾对人言:“晓岚易喜易怒,其浅处在此,其真处亦在此。”纪晓岚听闻此语后,犹如醍醐灌顶,有知己之感,遂与“青来(陆燿字青来)尤其相善”。陆燿故去多年后,他还感慨地说:“若青来者,可谓不负师言矣。”
 
  两人约为知己后,互相砥砺研磨,学问都有精进。二人的科举之路,也是好事多磨,以落第失落起步。先是陆燿乡试屡屡不中,后来纪晓岚又因丁忧而无法应试。到了乾隆十七年,29岁的陆燿终于考中了举人。但在随后的皇太后六旬大寿恩科会试中,他又遗憾地名落孙山。而这一届的恩科,纪晓岚因尚在丁忧期间所以无法参加。
 
  乾隆十九年,又逢会试年。这次陆燿与纪晓岚共同上京应试。踌躇满志的二人,稍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幸运的纪晓岚殿试高中二甲第四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不幸的陆燿再度折戟,饮恨不已。
 
  这一年的金榜,可谓是学术人才的渊薮。乾嘉学派考据大家王鸣盛、钱大昕和朱筠,均是由此榜出仕。
 
  知己鱼跃龙门,自己沉居蛰伏,陆燿虽衷心为纪晓岚高兴,内心却也难逃“相对剥夺感”的煎熬。他在向纪晓岚祝贺的同时,也生了怀才不遇、迷茫前路的感叹。不过他的失落感没有持续多久,便迎来了人生的可喜转机。在随后公布的副榜——明通榜上,陆燿之名位居前列。
  为了解决基层教育人才匮乏的顽疾,朝廷自雍正五年开始,会从会试落第的举子中,选取若干文理明通的考卷,另出一个明通榜。被该榜录取的举子,大多会被派往地方担任基层教育官员——教谕。
 
  陆燿的好运还在继续。他的考卷不仅通过审核,还因“针砭时弊、求真实务”成为榜中的翘楚,赢得考官的鼎力举荐。最终,他得以打破常规,入选为从七品的内阁中书。
 
  内阁中书与教谕,品阶虽然相同,仕途前景却不可同日而语。内阁中书一般由朝考后的进士担任,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任职到了一定年限,不仅可以外放同知或知州,甚至还能充任军机章京,进步空间非常宽阔。所以当陆燿入选内阁中书后,纪晓岚也上门热情恭贺。
 
  陆燿“求实任事”的态度,“务实勤勉”的性格,在内阁中书任上很快脱颖而出,获得了同僚和上官赞许,仕途也稳扎稳打前进着。
 
  到了乾隆二十八年,当了九年内阁中书的陆燿,提拔为户部主事。三年后,他又凭着政绩升为户部员外郎。乾隆三十三年,陆燿在京察中位列一等,经过吏部引见,加一级升为郎中,成为户部中层官员。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在京师任职十六年的陆燿,得到了一次外放的机会。根据朝廷起初的安排,他即将赴云南大理担任知府。
 
  但陆燿与山东的“情缘”,也自此开始。
 
作 《甘薯录》,饥馑之年民不乏食
 
  得到外放消息后,陆燿却以老母需赡养为由而相辞。陆燿一生侍母至孝,母亲生病时一定亲自在旁。他曾因母亲染上痰疾而上书恳请解任归养,蒙准还乡。此后数年,他每夜和衣而眠,一听到母亲咳嗽,立刻起床照顾,直到乾隆四十八年母亲病故后才重返仕途。
 
  陆燿的请辞,令一贯热心于表彰孝道的乾隆帝感慨不已,认为他的孝亲之举,足以媲美蜀汉时作《陈情表》的李密,特许安排他到临近的省份任职。当年十二月,陆燿调任为山东登州府知府。第二年,又调任济南知府。
 
  在求学读书时,陆燿即以古贤达自期许,渴望革新空虚论道的时风,以实务来造福黎庶。外放为官,正是践行自己经世济民理念的好机会。
 
  到任济南之后,陆燿即勤加调研考察,尽可能多地了解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实况。很快他就发现山东面临的严重饥荒问题。
 
  当时山东人口稠密,而土地经过百年垦荒已难继续增加。从乾隆年间开始,山东人口即开始迅速增长,但耕地增长却非常缓慢。陆燿中榜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山东有人口1270余万,人均耕地7.6亩。到了陆燿任山东按察使时,全省人口达到2500多万,人均耕地下降到3.7亩。人口与土地增长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矛盾。而作为赈灾的仓储积粮,却因监管废弛而亏空严重,成了虚有其表的装饰而已。
 
  陆燿上疏提醒朝廷,一旦遇到风雨不顺的时节,因灾荒而成的难民必将蜂拥而至,而当地又无粮可用,后果不堪设想。他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解决迫在眉睫的难题。
 
  奏疏没得到积极回应,陆燿有些失落与灰心,但仍力所能及地备荒抗灾。他请求把即将北运的二十万石江南漕粮,留存于济南府仓库,作为未来的赈灾备用。
 
  这个权宜之计很快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年济南久旱不雨,田湖干涸,麦苗焦枯,歉收成定局。陆燿遂将漕粮分为两类,一类以低价投放市场,平抑粮价,打击囤积居奇;一类设立粥厂,接济饥肠辘辘的灾民。百姓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没有爆发“饿殍盈路,死亡枕藉”的惨剧。
 
  陆燿深知拨粮救济,只起治标之用,难以长久。当务之急,是找到备荒赈灾的粮食新品种。
 
  陆燿将目光投向了胶东一带种植的甘薯上。自清初开始,甘薯便在山东有所种植,但因为各种原因,大规模推广困难重重。陆燿在考察民情时,发现“番薯虽间有种者,而遗利尚多”,潜藏着巨大的推广价值。他惊讶于甘薯易种、高产、抗旱和抗蝗的优势,感叹“夫以一物之微,足以备荒疗疾,而又不费工力,其为功于民食实不浅”。他立即悉心考察,总结种植经验,“复为条例数篇,冀望僚属中留意民瘼者。广为劝导,以补稼穑所不足”。
 
  在这篇《甘薯录》中,陆燿就甘薯的辨类、取种、藏实、制用和卫生方面皆有详细介绍。在陆燿的倡导下,甘薯在山东很快得到大面积推广。
 
  这本小册子,还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先是山东巡抚明兴呈奏,陆燿在任按察使时,刻印甘薯录一编,明切易晓,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抄,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乾隆帝阅后,颇为感动,下谕说:“……所办甚好。河南频岁不登,小民艰食……直省(直隶)各府,亦因雨泽失约,收成歉薄……番薯既可充食,兼能抗旱……陆燿所著甘薯录,颇为详晰,抄录寄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令其刊布传抄,使民间共知其利,……亦属备荒之要。”
 
  食用甘薯,与大米小麦相比,似乎降低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在饥馑频发的清代,甘薯不与其他作物争夺耕地,而且栽培技术简单,对气候和雨水条件要求不高。在清代人口猛增而可耕地减少的形势下,甘薯推广无疑让百姓在饥荒之年,有了可以充饥生存的食物,免于冻饿而死,家破人亡。
 
留心实务,司法治河皆有成
 
  陆燿勤于政务,每任一职都有惠政可言。除了“悯地方荒旱,怜百姓穷厄”成《甘薯录》外,他任济南知府时,“审案慎重,民命多所矜恤”,编辑有《济南信谳》一书,搜集各种案例判决方式,提供官吏作审判案件时的参考,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年,陆燿任山东运河道。在任内,他“于运河博稽评验,洞悉原委机宜”,成《山东运河备考》和《任城漫录》,搜集了许多地图以及与治河有关的各种意见。陆燿还亲自接触治河实务,“详察地势,博询耆老,历考前人论说”。治河的经验,令他产生了一种“切合时势,随时变通”的思想。在《任城漫录》中,陆燿表示:“顾今昔情形不同,前后设施互异,或彼时所未便而今享其利,或往日所重赖而兹转为梗,其不可执陈方而求实效也明矣。”后来,他更产生了编著《切问斋文钞》来谈论古今变迁,强调不泥古不化、要知变通的想法。
 
  这些惠政,都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朝廷的肯定。后来吏部曾建议调陆燿为青海西宁道,乾隆帝却坚持认为,陆燿在山东耕耘多载,对民生民疾尤有心得,如此熟悉省情民情的官员被调任不合情理。在他的直接干预下,陆燿以“政事练达”继续留任山东。后来陆母病故,陆燿回乡丁忧守孝。当时运河多事,航运不畅,南北漕运难以为继。在朝廷急需干才之际,乾隆帝又想起了陆燿,令其衣孝服赶赴运河大堤,协助山东巡抚加固堤坝、疏浚河道。
 
官声清廉,卒时仅“敝衣数箧”
 
  陆燿在关心疾苦,建功立业同时,也极为注重清廉操守的磨练。他作风清廉,不贪不占,“以清节为天下第一”。任山东布政使时,陆燿曾对同僚和下属说:“若巡抚和布政使等官员贪,太守县令不能不贪。”所以他尤为重视高级官员的操守,“使上司不贪,则州县不致以苛累病民,何待督责敲扑愁痛之声入人骨髓哉”。陆燿主张官员清廉任事,能富民而不累民,“利莫大于阜民财,害莫深于夺民食”。所以他提醒同僚,要辩证地看待官吏和百姓的冲突:“今或有抗差殴役生事,不一定错在百姓,可能是官吏的过错。也有可能不是小官的过错,而是大吏的过错。”
 
  陆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山东任上,除了兴利除弊外,自身生活非常俭朴,不事华服与美食,日常衣粗布旧服,日常食粗蔬瓜乳。
 
  当时朝廷征税苛严,京师城门设置守吏,对入城外官征收入城税。守吏们以权谋私,勒索盘剥,实际征收超出规定数倍,外官有苦难言。陆燿有次入京觐见,路过城门,却身无长物,没带什么值钱东西。他只好将官服包裹起来,把衣被寄存城外,仅带一仆人,充作普通百姓入城。进城后,他从朋友家中借来被褥衣物,用毕即归还。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第四部最后一集中,那位因交不起税而单衣裸身入城的山东布政使陆大人,即是以陆燿为原型刻画的。
 
  晚年出任湖南巡抚,已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但陆燿赴任时,行李“布被一袭,衣两箧而已”。而且他初莅长沙,即赋诗“能开衡岳千层云,但饮湘江一杯水”,表明自己励精图治、清廉自守的心志。到任所后,“有盐商进白金二万两。(陆燿)惊问其故,商人曰:‘此旧规也。先进此金,后当以时继进。’”陆燿断然拒绝了这份见面礼,而且“绝其再进”,更定下规矩,严格约束官员,由此官声大振,湖南食盐价格陡降,百姓可以买得起官盐了。
 
  陆燿在湖南生活也甚为俭朴。“湖南水多……藕甚贱”,他的幕僚宾客“皆恣啖之”。但陆燿本人却“素不具”此物,以致病中想吃藕粉了,还要“使仆叩其客之门乞之”。
 
  陆燿不仅严于律己,也严格约束亲属友朋。有次陆燿的儿子从山东回故乡办事,不仅所携带的行李萧然寒酸,陆燿还特地嘱咐随行的幕僚:“所过都邑,幸勿使官吏知吾子来。”一行人遵从陆燿的吩咐,一路上不惊不扰,“竟无人知所过者为公子也”。
 
  陆燿历官数十年,所得俸禄多捐出兴建学堂。乾隆五十年,湖南发生旱灾,陆燿一面上疏请求减免税收;一面戒杀清斋,日日强行求雨,终于积劳不起,因病去世,卒时家中仅“敝衣数箧”,廉俭由此可见。
 
  乾隆一朝,因皇帝好大喜功,铺张奢靡无度,疏于治吏,官员敛财自肥,官场氛围污浊,贪渎腐败成风。陆燿每每忧心于吏治的败坏:“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皆蹙额兴叹。”在如此大环境中,陆燿的清廉实属凤毛鳞角,但更显难能可贵。
 
  此外,陆燿为官刚正有节操,不媚上、不媚俗。他曾为自己题写《仕箴》作为座右铭,其箴曰:“上不阿,中不随,下不苛。持是三者以游一世,其庶免于君子之诃。”
 
  在诡谲多变的宦海浮沉中,陆燿不以升迁贬谪为念,始终坚守“人品功名相磨砺”的人生信条。当时“(乾隆帝)好奇物,时天下官员皆有贡献,争以奇珍自媚”。陆燿知晓,一味迎合帝王嗜好,于民间搜敛无度,只会加重百姓的负担,所以“公所贡者,寻常的一些土特产而已”。到了乾隆后期,大臣和珅受宠,权势无人能比,诸多官吏“重金贿赂习以为常”,陆燿却从未致过和珅一物。有同僚劝他“孝敬”,以免遭和珅嫉恨,陆燿始终不以为意,也不以此为惧。
 
崇实黜虚,读书一归于实用
 
  陆燿有别于普通循吏廉官之处,在于他勤于治民、廉洁自守外,更关心国计民生问题,希望通过著述来匡正社会风气,引导世风民风。
 
  陆燿在山东为官,非常重视考察赋税、傜役等各项事务,从中提炼经世济民的道理。
 
  清朝中叶的山东,正是各种社会问题汇聚的大熔炉。陆燿居熔炉之中,根据为官经验,集结清初至乾隆间的“名宿诸作”,最终成书《切问斋文钞》。此书“自学术迄河防为十二类,为卷三十。或长篇连卷,博大雄深;或言简意赅,肃括精当;或援据明辨,智者读之而心醉”。山东丰富的人文思想,为陆燿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切问斋文钞》的第一卷第一篇,即选录了经学家、济南人张尔歧的《辨志》。陆燿任职山东期间,还特地建起蒿庵(张尔歧号蒿庵)书院以祭祀,并将书院厅堂命名为“辨志”。
 
  为编纂此书,陆燿“积十余年之功”,常于公务之暇,废寝忘食,心血成书。他于“纷纭案牍之中”,孜孜不倦地考察走访、秉烛著书,正是出于对“崇实黜虚”的信念坚守。陆燿曾修书于大学者戴震,阐发自己“读书一归于实用”的思想。他说:“理学讲求务虚,而办事却依赖务实,务虚者容易流弊丛生,务实者却难鱼目混珠……”陆燿推崇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主张,认为“其言之切于今者,莫如顾昆山(炎武)的‘行己有耻’‘田篑山利’。这是医治膏肓之病的药石,惊醒沉迷不醒者的晨钟”。
 
  陆燿甚至质疑当时占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认为“言性命、存天理、遏人欲为虚谈”。他据此认为,“风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的关键,在“与民同”,了解百姓实际所需,解决他们的实际难题。
 
  陆燿直言不讳地批评性命理学之士,认为他们“闭户而谈天道,高座而谈明心,学案语录之书,日出而不穷,异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却于国计民生无实际贡献。他又批评汉学考据沉迷于空疏细碎的繁琐考据,指出此种学问实“玩其枝叶,忘其本文,纷如聚讼,无益毫毛”。他更对专务八股时文的卑陋士风深为不满,以为戴震对“近儒理欲之说”的批评“可谓切中俗儒之病”。
 
  陆燿希望通过此书,“力破空虚之习,切求身世之宜”,将士人的意趣转移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上来。陆燿去世四十余年后,魏源等人参考《切问斋文钞》,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希望唤起世人对“实学”的关注。而到了洋务运动时,《切问斋文钞》更受到洋务官员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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