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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推新政实务 减百姓税赋
 
作者: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8-04-11   点击次数:
  □ 本报记者 鲍 青
 
  三月末,春风又绿江南岸。皖南小邑东至县笼罩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春雨唤醒了旷野蛰伏已久的生命气息。穿山路的两旁,芳草萋萋,菜花茬茬,黄绿夹杂,泥土散发着菜花香。远处山丘绵延如卧龙,云叠雾绕,山影若隐若现。
 
  这是东至一年中景致最美的时节。可在一个半世纪前,东至人周馥无暇也无心驻足观赏。为了躲避兵燹灾厄,他仿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安,四处藏身。“周馥早年立志科考,但时势纷乱却让他入淮军幕府,踏上投笔从戎之路。他先后参与筹备北洋水师,负责直隶治水,担任山东巡抚等地方要员,干出了一番令人称道的政绩。”东至周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周胜良说。
 
  尤为可贵的是,周馥在可圈可点的政绩外,更以己言己行,营塑出周氏清廉如水的家风。周馥本人“未尝一日废书”,并对后世子孙谆谆告诫“读书胜于为官”。此后周氏家族于工商界、学术界人才辈出,源远流长。
 
科举梦灭,
 
苦难讹误中诞生“周馥”
 
  乱世中孤独徘徊的年轻人,在逆向汲取苦难的丰富营养后,立下了救民的宏愿。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16岁的童生周宗培来到建德(今东至县)县衙,应考这一年的秀才试。如果得中,他将跻身乡村知识分子群体,并有资格参加以后的乡试、会试乃至殿试。压在他肩上的,除了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耕读家族的希望。“周氏家族世业农商,笃好诗书,但一直没有出现过显宦,所以对获取功名非常渴望。”周胜良说。
 
  周宗培轻松考完了第一场。他似乎成竹在胸:自己付出了诸多汗水,能写一手笔力刚劲的锦绣文章,有足够骄傲的本钱。自幼年伊始,祖父和父亲就要求他苦读诗书,并临摹历代名家碑帖。到了十五岁时,他已是名满乡间的少年才俊。乡间的书信请帖,大家都乐于请他代笔。为了寻名师,他更是徒步穿行七十里山路。老师见到他时,惊讶之余,更敬佩他心志的坚毅,认定此子必有所成。
 
  可时代的偶变,往往刹那间就颠覆了个人命运。第一场考试结束后,省会安庆沦陷的消息突然传来。东至距离安庆不远,兵微将寡防御力量薄弱,当地官场瞬间沸腾进而崩散。一时间,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携家带口踏上了逃亡路。县衙官员一逃而空,哪还有人来主持秀才试,周宗培也仓皇归家逃难,科考梦顿时化为了泡影。
 
  东至多山,利于乱时藏身。周宗培和家人躲在隐蔽的洞穴里,一度饥寒交迫生活困苦。等到局面稍微安定后,周宗培来到异乡,在学馆训蒙,靠微薄的束脩来维持家用。
 
  离开故乡的日子,周宗培内心煎熬,难舍乡愁。他“忧虑流亡而不能归”,便改名为“复”,还以家乡“屋舍后之玉峰山”,为自己取字“玉山”,又以“门前之兰溪水”,再取别字“兰溪”,寄托自己心念故乡期望归来之意。后来,李鸿章草拟褒奖名单上奏朝廷,误将“复”写为“馥”。等到朝廷褒奖诏书下发,“周馥”之名也就没有再更改。晚清名臣周馥,就这样在苦难和讹误中诞生了。
 
  流落异乡、蛰伏乡野七载后,周馥经朋友推荐,到了湘军大营效力。他文笔颇佳,又当过塾师,很快成为帮办文案,并在军营开设私塾,教授军官子弟。不久,他请假奉父命探望祖父母,却错过了部队的调离之期。周馥只能在东至贩茶,维持日常生计。
 
  第二年春,江风拂面,万物复苏,省会安庆却难觅什么暖色。经过长期的鏖战,往昔繁华、航运兴隆的江城早已千疮百孔,瓦砾遍布。周馥临江而望,眼见兵祸败落之状,心中怆然,感慨唏嘘。
 
  此时,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在附近组建淮军团练,搜罗四方有见识的人才,组建自己的幕僚团队。周馥应朋友请求,代他写了一封自荐求职信。李鸿章看到书信文字简要,笔法刚劲有力,派人访求写信之人。周馥顺势受聘入淮军办理文案。
 
  周馥做事勤恳,思虑周全,执行力强,加上能写得一手好字,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此后,周馥跟随李鸿章转战苏州、常州,替他保管巡抚大印,几乎寸步不离,凡事无一贻误。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他保奏周馥以知县补用。接着,曾国藩、李鸿章共同举荐以知府优先补用周馥。得到当世两大名臣器重,周馥即将于晚清官场大放光彩了。
 
筹水师办学堂,
 
成地方洋务楷模标杆
 
  同治九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时直隶总督驻节的天津,是北方一处通商大埠。这里华洋杂处,政繁事殷,社会矛盾复杂而微妙。李鸿章想在天津兴办洋务,以作为洋务运动的试验田,却因“能员干吏”匮乏而苦恼。他曾致函曾国藩诉苦道:“本欲兴利除弊,建设机器局,可洋务幕吏匮乏能员,我甚至连函牍奏咨都须亲手写制,哪有空闲忙于他事,殊为窘困劳苦。”
 
  李鸿章急需能员分忧,落实他的思想和计划。愁苦之际,他想起了“才识宏远,沉毅有为,能胜艰巨”的老部下周馥。他立即函招周馥到天津筹划洋务事宜。此后,凡政务、军务、洋务、外交等新政事务,李鸿章都全然放心地交给周馥办理。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鸿章命周馥承办海防支应局,为未来的北洋水师建设筹措经费。经过李鸿章的争取,清廷要求财力富余的省份,每年合计拿出三百万两白银,支援水师需要。可在中央权威衰落、地方逐渐自治的晚清,各省都有自己的如意小算盘,都千方百计少交或不交,拖欠自然成了常态。海防支应局每年所收款项,只有数十万银两,远不能满足购置军舰及武器需要。周馥心忧水师筹建胎死腹中,一再“苦心经画”。他一面奔波数省,向督抚大员陈说海防之重要,恳请他们落实经费;一面在直隶开源筹款,保障北洋驻军饷需供应。
 
  洋务运动的重点,是为清军提供先进的枪炮弹药,以和西方军队抗衡。而这一切,都依赖军事工业来实现。李鸿章到天津后,想效仿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天津办军事工业,实现北洋军需能够自给。他令周馥扩建天津机器制造局,增加枪炮、弹药、地雷、水雷等武器的生产。经过周馥改革,天津机器局数年间“整枪整炮军器生产一新”,成为北洋取给之源。
 
  光绪十一年,周馥创办中国第一所陆军学堂——天津武备学堂,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他购地建堂,“延聘外国武将为师、选派各营弁卒来堂肆业,手订一切考课奖赏章程”。近代史上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将领,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周馥接着又创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即将成立的水师培养人才。他又会办电报官局,管理电报线路,附设北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技术人才。他还架设北洋至山海关的电报线路,方便两地联络交流。
  天津开埠通商后,外文通晓者的作用日益重要。周馥奏疏,请求建立博文书院,延聘外籍教师授课,招收学员学习外文。为了促成书院早日建成,周馥拿出三千两白银为学院膏火之费。后来在博文书院的基础上,清廷设立北洋大学堂,即天津大学的前身。
 
  光绪十三年,周馥前往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考察军港。第二年,他会同水师提督丁汝昌参照各国海军规章,议订海军章程,为北洋水师建立规划了方向。
 
  在周馥的打理下,直隶洋务有声有色,一跃成为地方洋务楷模和标杆。《清史稿》评价道:“鸿章之督畿辅……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
 
  周馥借着办理洋务,积累了大量的施政经验,为日后出任山东巡抚、主政一方奠定了基础。
 
减税赋兴农业,
 
奠定山东实业之基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赋闲京师。周馥也以“咳病加剧”自请开缺。他乘船南归,暂寓扬州,“布衣野服,日与里老话桑麻,不复谈国事”。
 
  直到三年后,李鸿章再度复出,召周馥赴山东襄勘黄河工程。到了光绪二十八年,周馥升山东巡抚。
 
  当时的山东,历经各次动荡,已是民生凋敝,疲惫至极。周馥抵山东后,立即到烟台、威海、胶州湾考察民生实况。他亲见租界内外,德人与华人生活经商之差别:华商小本营生,买卖都不畅旺;德商有政府支持,占尽各种优势。周馥深受震撼,顿觉“在我视为租界,在彼已视若属地”,认为若不自图富强,外国势力将进一步延伸至内地。为此,周馥在山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近代化改革。
 
  晚清推行新政,号召改革自强,但中央财政经过历次战争,早已亏空难支。新政所需资金,一般要靠地方自筹,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取之于民。所以新政虽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却也加重了百姓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周馥有感黄河屡屡决口,山东受创深重,财疏力薄,府库俱空。若要发展经济,在做“加法”倡导实业之前,更要提前做“减法”减轻赋税,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光绪二十九年,直隶上交中央财政烟酒税八十万两,清廷欣喜非常,以为各省可将烟酒税作为增收之源。清廷令各省仿效直隶,立即开征烟酒税,并分派各省征收的数目额度。山东分派到的指标是每年三十万两白银。但摊派烟酒税任务后,山东“酒商闻风畏避,纷纷求免,并有因而歇业者”。一时间,许多商户停业,烟酒生意冷清异常,百姓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周馥先派地方官耐心劝导,声明此次征税于商户成本无损。但酒商坚持认为“价高必滞销,无款来缴税,生计将顿绌”。周馥便奏疏朝廷,历陈烟酒税之弊,建议降低征税标准,并取消三十万两的固定指标,以酒商实际营业额作为征收基数,尽可能保障商户权益。
 
  第二年,清廷又令督抚征收房田税契,扩充朝廷财力。周馥上奏申请免收山东房田契税。他陈述山东经济之难,“山东僻处海隅,频遭河患”,导致“凋敝早已竭泽而渔,盈余税契实属无可再提”。而且民间“相率隐漏,收数寥寥”,能际征收的一年少过一年。周馥的意见得到了允许,山东百姓负担大大减轻。
 
  减轻民负之余,周馥主张富民以农利为先。他乘着“新政”东风,发展农桑工艺实业,带领百姓致富。他创农桑总会,又集银万两在济南七里堡购地,创办农事试验场。他聘请日本人为农桑教习,从事西洋农业种植法推广,还引进海外良种、农机器具和化肥予以试用。
 
  接着,周馥推广工艺实业,创办各种企业,如纺纱、织布、洋烛、洋酒等公司,吸纳因水旱灾害而逃难的流民。这样既发展了实体经济,也解决了难民带来的社会隐患。经过巡抚的积极推广,山东工艺实业发展迅速,实力上升,百姓收入显著提高。
 
  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外务部令督抚详细勘察,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商埠,随时奏明办理。以“外争利权,内促富强”为特征的自开商埠,为朝廷内外接受,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国策。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加紧修建铁路,扩张侵略势力,这引起了周馥的忧虑。为了抗衡德国的扩张,周馥建议开埠通商,挽回国家利权,促进国家富强。他经过详细勘察,与北洋大臣袁世凯不断函商,后联名上奏,要求将济南、潍县、周村开辟为商埠,以资商货转运。外务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自开商埠,周馥随后制定了开埠方案。
 
  济南开埠后,道路整修,市场设立,近代城市规模基本奠定,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而且济南开埠后,与烟台、青岛两个通商口岸,呈三角分布,大大促进了山东实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新政改革中走在前列的山东,经过周馥的苦心擘划,更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治黄河保民生,
 
架设沿河电报
 
  周馥在山东,最为关心的大事,一是推行新政,兴办实业,富民强省;一是勉励治河,清除水患,怜民安省。在接山东巡抚大印后,他即对僚佐说,养民之政,莫大于治河。吾往佐文忠(李鸿章)亲历山东勘河道,即思殚诚瘁力,以治理黄河水患。可惜巨帑未集,财力不足,我的想法只能作罢。如今再度来到这里,誓竭吾怀,愿诸君助我一臂之力。
 
  周馥任职直隶二十余年,即以兴办洋务和治理水患而驰名。直隶士绅称“(周馥)其尤大有造于直省者,厥惟治河”,并颂扬他“自同治十年迄光绪二十年,殚精治河,不遗余力,保障实多”。
 
  任职山东前,周馥也曾多次跟随李鸿章参与黄河治理。他由天津大沽海口,乘帆船入山东利津口,再溯河而上至河南,查勘咸丰年间铜瓦厢决口及下游淮徐故道的具体情形。接着又从河南卫辉府沿流而下,依次过朝城县、张秋镇、济宁府、汶上县,详细查勘运河一带情形。黄河的严峻形势、百姓的痛苦饥寒,令周馥忧心忡忡。
 
  所以上任后,周馥即将治理黄河作为施政关键要务。他上任不久,即出省会济南,往赴惠民县北岸刘旺庄漫口、利津县南岸冯家庄漫口视察情况。接着又赶赴鲁西南一带河堤勘工,到济宁、兖州、东平勘察运河淤塞,尽力掌握黄河水患实况,了解久治不力的背后根源。
 
  周馥发现,当时山东黄河治理责任不专,往往遇到险情,出现人员不足,呼应不灵的窘况。而且因为没有统一管理,许多州县,置身事外,怠于赴工,导致治河效率低下。周馥奏请将菏泽等二十一个州县,一律归负责治水的三游总办调度。一旦水情告急,即由三游总办统一节制指挥,最大限度提高治河成效。
 
  周馥还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为治河服务。他曾在直隶架设电报线,深知西洋科技的便利。他随即奏请在黄河两岸架设专用电线,派员专管河工电报。他派人到上海采办机器材料,选择重要地方安设电房,派电报学生负责管理。河工电报接通后,黄河南北两岸联络大大畅通,极大便利了黄河的整体防汛抢险。
 
办教育建学堂,
 
创建山东近代教育模式
 
  清末新政图强的核心政策之一,即变革传统教育体制,打破传统私塾体制,引进近代教育模式。周馥应时顺势调整了全省的教育行政安排,按照《奏定学堂章程》,将山东大学堂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周馥从省财政拨款8000两银,作为办学经费,还建造校舍创建讲堂,学堂新址规模宏大,设施新颖,近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除了改革高等教育之外,周馥在山东还改设中小学堂布局,完善初等教育。他为减轻百姓负担,因地制宜,将从前的书院、义学,改设为中小和蒙养学堂,短时间内创建了近代教育模式。
 
  周馥深知,学堂之要,首在于师。为培养新式师资力量,他在山东大学堂内附设师范馆,培养教师人才;他还从师范馆中选送学生,送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
 
  周馥认为国内培养的学子,思想意识尚存保守。他眼见南方诸省派遣学子留学,归国后皆成有用人才,也生发了派员留洋的想法。周馥派遣官员带领学生数十名,东渡扶桑,远赴日本宏文学院,学习新式教学方法,回国后作为教习之用。
 
  这些留学生回省后,不仅带来了新的技术,而且带回了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这对山东日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85岁手抄 《孔子家语》,
 
“专重儒修”家风后世相沿
 
  光绪三十年,周馥因功升任两江总督,两年后转任两广总督。年近古稀的周馥以年高体弱为由,多次上奏乞退,获得朝廷恩准。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的英租界内。
 
  周馥故后,周家继续繁荣兴盛,于工商和学术两界人才兴旺。究其本源,确与周馥确立的清廉好书家风息息相关。周馥为官清廉,践行“贤儿多财损其志,愚儿多财益其过”的信条,对勤俭尤为看重。他虽身居高位,却屡屡对子孙强调:“耕读之家勤俭尤为首务……”李鸿章后因甲午战争失败下野后,周馥也随即辞职。他原想自己不会再出来为官了,便将全部财产分给数子。周馥此前做过八年的天津海关道,还做过直隶按察使,经办各项洋务,手中支配着海量资金。当时有位叫孙士达的官员,只做了两年的天津海关道,就由贫转富,成了生活豪奢的富豪。但周馥的六个儿子,每人只分到两万两白银,这几乎成了当时的一桩笑谈。
 
  周馥对文教尤其重视,他自己一生“自少以至笃老,未尝废学”,对儒家修身之学情有独钟。他对后人说:“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不可逐末忘本。”即使在他过世前两月的盛夏酷暑季节,85岁高龄的周馥仍旧手抄《孔子家语》56页,以传示后人仿效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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