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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鲋:冒险藏书“鲁壁” 献身反秦起义
 
作者: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8-12-08   点击次数: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梅花 张艳
 
  在曲阜孔庙诗礼堂的后面,有一处独立墙壁,刷满红漆。墙体前侧竖有红色隶书篆刻的“鲁壁”石碑。游人驻足,仔细端详,倾听导游叙述讲解。这座墙体是为纪念孔子八世孙孔鲋冒死藏书的事迹。正是孔鲋藏书墙壁,保存了古典文化的星星之火。
 
  “秦朝一反春秋战国‘学在民间’,要求焚烧大部分思想性书籍。许多儒生开始藏书,孔鲋所藏书籍后来被发现,引起极大关注。”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曲阜文史馆馆员孟继新说。
 
孔门之后,生于兵戎
 
  孔鲋出生战国乱世,亲见兵戈四起,金鼓争鸣,兼并盛行。
 
  孔鲋祖父名穿,清虚沉静,学识渊博。他曾在“战国四公子”赵国平原君处和名家代表公孙龙辩论。两人争论终日,最终平原君出面调和。平原君认为孔穿“理胜于辞”,公孙龙“辞胜于理……终必受绌”。孔穿能和诡辩家公孙龙对垒而稍占上风,足见学识口才之佳。
 
  孔鲋父亲孔谦曾担任过魏安釐王的相国。魏国当时内忧外患,国运奄奄一息。孔谦任相后,着手对内政外交进行改革整顿。面对秦国东侵势头,他建议魏王“连和于赵”,以多弱制独强。孔谦还奖励耕战,剥夺世袭权贵利益,“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
 
  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失官丢禄者不悦,在魏王面前谗言构陷。孔谦任魏相九个月,渐渐失去魏王信任,他一再陈表治国大计,均不被采用。孔谦感叹:“言不用,居官食禄,是尸位素餐也。”于是告病归,终卒于家。
 
  孔谦回乡后,把精力倾注在儿子孔鲋的教育上。孔鲋随父学儒,用心刻苦,很快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他常披衣夜读,徜徉文献典籍,沉醉“先王之政”的美好图景。孔鲋成人后,来到魏国宣传政治主张,并和魏国名士张耳、陈余友善。
 
  当时社会现实却和孔鲋心中愿景大相径庭。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弃礼义,任刑法”,力量不断壮大。到秦王嬴政时,秦国攻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
 
  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兵出函谷关,实施统一天下的计划。不久,七雄中最弱小的韩国被消灭。接着,秦国又灭北方强赵,再灭中原弱魏,三晋转瞬灰飞烟灭。秦军见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深沟高垒难以攻克,于是掘开鸿沟大堤,引河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终因浸泡太久崩毁,魏王被迫出降。秦军背信弃义,在受降之后将其杀害。
 
  魏王降而被杀,魏国上下人心惶惶。张耳、陈余遭到秦国通缉,逃到卫君封地野王(今河南沁阳)。秦军也许对弹丸小国不屑一顾,竟然没有出兵攻取。当时卫国成了流亡人士避难所,很多六国名人逃到卫国,托庇卫君。
 
  秦国灭楚后,为显示对儒家的尊重,封孔鲋为文通君,并征召他为咸阳博士。孔鲋婉言谢绝,不愿出仕为官。有人对他说:“丈夫不生则已,生则有为于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务,修无用之业。当身不蒙其荣,百姓不获其利。窃为先生不取也。”孔鲋推辞说:“武者可以进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将扰扰焉……徒能保其祖业,优游以卒岁者也。”
 
  但奇怪的是,孔鲋却主动推荐徒弟叔孙通去秦廷任职。他对犹豫不定的叔孙通说:“子之学可矣,盍仕乎?”忐忑的叔孙通先是推辞:“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不可仕也。”孔鲋再度鼓励他:“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通于是辞别老师,西去咸阳,担任博士官职。
 
  孔鲋自己推辞而推荐叔孙通的缘由,在于他对自己和弟子不同性情的认识。孔鲋自认“乐先王之道”,性情不知变通,对秦国重法重刑治国理念难以接受,因而极力推辞。而弟子叔孙通善于审时度势,性情较为精明,能够左右逢源,倒是适合出仕为官。
 
  叔孙通走后,友人不解孔鲋的决定,询问道:“子之读先王之书,将奚以为?”孔鲋回答:“为治也。世治则助之行道,世乱则独治其身,治之至也。”
 
  孔鲋虽接受了秦国的文通君封号,却逃到卫君封地。在这里,他和昔日老友张耳、陈余重逢,相处非常友善。
 
始皇焚书,孔鲋藏书
 
  秦始皇即位后,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南平百越,挖掘灵渠,此外还修建驰道,统一度量衡以及文字。此时,孔鲋远离政治,在卫国过着平淡的生活。
 
  秦始皇三十四年,一度平静的政治开始出现波澜,并进而扬起滔天骇浪。
 
  当时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招待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秦始皇武威盛德。齐国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战国田氏代齐)、六卿(晋国六卿架空诸侯)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他还建议法先王,遵从古代制度,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周)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淳于越的核心观点是反对郡县制,要求效法殷周实行封建制。
 
  秦始皇深感此事关系重大,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丞相李斯参与讨论。
 
  李斯不认同淳于越“厚古薄今”的看法,当面予以驳斥。接着,他上疏阐述淳于越思想起源,在于上古社会分裂造成思想涣散:“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如今秦国统一天下,天下私学“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李斯认为,如果不加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最后,李斯请求“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如果接到命令满三十日后还不上交,要接受黥刑罚为城旦。可以例外的书籍,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技术应用书籍。如果百姓想就学读书,要“以吏为师”。
 
  李斯的核心观点是“罢百家而尊法术”,非常契合始皇的心思。于是始皇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博士官而私藏的《诗》《书》等,亦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劫难——“始皇焚书”。
 
  身在卫国的孔鲋很快听闻了这则消息。友人陈余惊慌跑来,对孔鲋说:“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孔鲋深以为然,决定采取措施保卫藏书,他对陈余表示:“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为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
 
  孔鲋说完这些,就迅速返回故乡,开始处理自己的藏书。
 
  孔鲋按规定交出一些无关紧要的竹简书,而将先秦《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前汉纪》等宝贵古籍,藏匿于精心修筑、中间掏空的墙壁夹层中。孟继新推测,孔鲋藏书于墙壁夹层,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埋藏在地下似乎要省力得多,但孔鲋所居位于曲阜西南,曲阜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如果发生洪水必然淹没西南。所以藏在较高的墙壁里,应该是最稳妥的。”
 
  其实不仅是孔鲋在藏书,许多儒生面对这场文化浩劫,也在尽己所能保存文化火种。当时任秦朝博士的伏生(伏胜,字子贱),冒着生命危险,暗自抄录《尚书》,将其藏在自家墙壁夹层内。伏生抄写的《尚书》,是用当时通用字体隶书所记录。而孔鲋所藏古籍,源于世代相传,用年代久远的蝌蚪文撰写的。
 
  孔鲋精心安排好藏书之后,就逃至嵩山隐居,并授弟子百余人。他谨守这条秘密,未曾对任何人透露,过着宁静淡泊的日子。
 
投身起义,献策献计
 
  焚书的次年,秦始皇又迁怒于愚弄他的方术之士,在咸阳城外坑杀460余人。
 
  那些劫后余生的儒生,或逃出咸阳,暂避深山;或虚与委蛇,权作隐蔽。孔鲋寄居嵩山,不愿掺和此类之事,静心等待时局的丕变。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预备开往渔阳(今北京密云)的一队戍卒,到了安徽大泽乡附近时,因暴雨冲垮道路而逾期。按照秦朝严苛的刑律,无论失期原因为何,所有戍卒都要被处死。不愿无辜赴死的戍卒,在屯长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杀死押运的秦军将校,宣布起事反秦。大泽乡燃起的烽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呐喊,瞬间响彻天下,点燃了“天下苦秦久矣”的熊熊烈火。
 
  陈胜、吴广的队伍迅速壮大,一个月内就攻下楚国故都陈(今河南淮阳)。陈胜宣布在这里建立“张楚”政权,并派属下联络六国贵族和天下名士。
 
  躲藏在卫地的陈余、张耳眼见反秦有望,立刻投身到陈胜队伍中。陈胜早就听闻过两人的才能,能得其助力自然非常欣喜。
 
  除了六国后裔投身反秦事业,一些儒生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纷纷投奔义军,加入伐秦诛暴的行列。
 
  陈余眼见反秦力量迅速壮大,深思军中需要充实人才智库。他把老友孔鲋推荐给陈胜:“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师贤而友智。孔子之孙今在魏,居乱世能正其行修其祖业……必宗此人,天下无敌矣。”
 
  陈胜闻言大喜,遂派使臣带千金加束帛,驱三乘之车去聘请孔鲋。行前,陈余又让使臣转告孔鲋:“天下之事已可见矣。今陈王兴义兵讨不义,子宜速来以集其事。(陈)王又闻子贤,欲谘良谋,虚意相望也。”
 
  孔鲋见陈胜求贤若渴、以礼相待,更积极变更秦制,于是同意前往。他率领孔氏家族子弟,身带祖传孔子礼器,星夜兼程赶赴陈地。陈胜在国都之外设立仪仗,亲自出迎,拉着孔鲋的手咨询世务得失。孔鲋进献王霸之业,陈胜听后非常高兴,尊孔鲋为博士,并为太师谘议。
 
  天下鼎沸、孔鲋参与起义之时,他的弟子叔孙通仍旧仕秦为博士。一日,秦二世听闻关东爆发叛乱,便召集儒生询问对策:“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三十多位博士上前答道:“愿陛下急发兵击之。”秦二世一听,非常恼怒,脸色瞬间变得难看。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立刻上前:“诸生所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叔孙通认为那些所谓造反者,不过“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叔孙通表示只要令郡守尉抓捕他们,就不足为虑。
 
  秦二世听完叔孙通的阿谀逢迎,心情大为好转,对他厚加赏赐。叔孙通出宫之后,其他博士责备他“何言之谀也”?叔孙通心有余悸地表示:“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叔孙通随后逃出咸阳,躲避到薛地去了。叔孙通的睿智和机变,确实契合老师孔鲋对他“能见识变”的判断。
 
  叔孙通听闻恩师参与起义,感叹孔鲋必将随其始终。孔鲋痛恨秦朝毁灭孔子学说,反秦意志颇为强烈。他参与陈胜大军后,果然不负众望,帮助策划西取关中,六路分击,使秦首尾无法相顾的进攻策略。
 
屡屡苦谏,盛世危言
 
  按照孔鲋策划,陈胜派大将周文率军入关攻秦。形势危急之时,秦二世宣布赦免骊山囚徒罪责,发给他们武器,命少府章邯统兵抵抗。
 
  此前,因为天下怨恨秦朝暴虐统治,所以纷纷起兵杀死当地郡县官吏,响应陈胜义军。陈胜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乐观估计秦国已乱,咸阳指日可下,遂有轻敌之意。他派周文率少量军队入关,却没有作好增援准备。
 
  孔鲋觉得周文此行凶险,便好言规劝陈胜:“章邯,秦之名将,周文非其敌手。今王(陈胜)霈然自得而不设备,臣窃惑焉。”他还委婉劝谏陈胜要常怀惕怵之心,不要志得意满、沾沾自喜:“今王不修人利以应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
 
  形势大好之际,孔鲋发此危言,陈胜自然不大高兴,他语中带刺道:“寡人之军,先生无累也,请先生息虑也。”意思就是让孔鲋不要干涉自己的军事决策。
 
  见陈胜不纳其言,孔鲋又进谏:“臣闻兵法……今恃敌而不自恃,非良计也。”陈胜闻言答:“先生所云兵法策略深奥,我不识也,先生不要再说了!”孔鲋退出营帐后,陈胜转身对身边随臣道:“都说儒者可与之守成,难与进取,现在我算信服了。”
 
  孔鲋见陈胜不听劝解,自思关系反秦大业,找机会再次劝谏:“臣闻国大兵众,无备难恃,一人善射,百夫决拾。章邯,秦之枭将,卒皆死士也。周文若怯懦,使必席卷来前,莫有当其锋者。”陈胜这次态度倒是虔诚,听罢说道:“先生所云,寡人昧昧而不得其解。希望先生以人间相近的故事打个比方。”孔鲋随即讲了自己亲身见闻的民间小事:一个力大无穷的壮士,在外人面前力能扛鼎,人人畏惧他。但因为轻慢手无缚鸡之力的妻子,反而遭到她的羞辱。
 
  孔鲋借此事为喻,希望陈胜能戒骄戒躁,为之防备,“今王与秦角强弱……而轻秦过甚,臣是以惧,故区区之心,欲王备患之也”。
 
  此时陈胜早已陶醉于形势大好的喜悦中,根本听不进孔鲋的盛世危言。他认为孔鲋比喻讲解很好,但却与目前的形势毫不吻合。孔鲋无可奈何,却不愿离开陈胜和自己的反秦大业。
 
  不久,章邯果然率军大败周文。周文出关逃至曹阳,章邯追至击破曹阳,周文再次败走渑池。十余日后,章邯进击渑池,大破周文,周文自刭。章邯挟战胜之威,继续向东攻击起义军队。
 
  章邯兵锋势不可挡,再破齐楚联军,击破楚军统帅项梁,杀之于定陶。
 
  章邯又连续击破各路义军,逼迫陈胜遁走至城父。陈胜命大将张贺出城西迎战,自己亲自在城楼监战。城西一战,张贺战死。自此陈胜不敢再战,闭关死守。在章邯强大攻势下,陈胜被贴身车夫庄贾杀死。
 
  此前,孔鲋眼见陈胜将败,告诫弟子说:“鲁天下仁义之国也。战国之世讲颂不衰,且先君之庙在焉。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是今师也,宗于有道,必有令图,归必事焉。”交待完这些,孔鲋壮烈捐躯于城陷之时。因当时秦朝未亡,焚书令尚存,孔鲋至死都没有吐露藏匿古籍之事。
 
藏书得现,功垂千年
 
  孔鲋捐躯后,他的众多弟子来到齐鲁,投奔叔孙通。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与五路诸侯攻入彭城,叔孙通向刘邦投诚。此后无论刘邦成败如何,叔孙通始终跟随左右。
 
  三年之后,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在定陶尊刘邦为皇帝。刘邦悉数废除秦朝严刑峻法,礼仪也颇为简易。某日,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颇为不满。叔孙通主动请缨,要求帮助刘邦整顿礼仪:“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叔孙通回到山东,征调三十名儒生西行,一起演习了一个多月的礼仪。汉高祖七年,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皆来朝贺。大家都按照叔孙通教授礼仪参加宴会,井然有序、上下分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经过叔孙通弘扬,儒家礼仪在西汉王朝占有一席之地。
 
  西汉新建后,着手恢复文化学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朝廷废除秦朝挟书令,允许民间保存图书。此前藏书的博士伏生,回到故乡从墙壁夹层取出《尚书》,发现仅存二十九篇。他用这份残缺《尚书》教授学子,形成“今文尚书”。
 
  孔鲋藏匿的古文古籍,却依旧静卧阴暗中,等待重见天日一刻。
 
  转眼一甲子过去。汉景帝末年,喜欢奢华生活的鲁共王刘余扩建宫室苑囿,决定拆毁孔子故宅,才揭开“鲁壁”藏书的神秘面纱。
  拆迁屋宇之时,众人听到天空传来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大家惊奇之余,从墙壁中间发现一大批用古文字撰写的古籍。当时人都不认识这种蝌蚪古文,只有孔氏后人孔安国能够辨别。他进行系统整理,发现都是上古流传的儒家经典,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
 
  当时用隶书写就的儒家经典,相较发现的蝌蚪“古文经”而被称为“今文经”。朝廷多设置“今文经”博士官。孔安国将整理的古文经典上呈汉武帝,希望同样能列于学官。只是当时不巧爆发“巫蛊之祸”,朝廷内部动荡不安,此事被搁置起来。
 
  到了西汉末年,大学者刘歆整理秘阁藏书,发现了这些古文经典。他也请求朝廷,希望增设“古文经”博士,却遭到大批“今文经”博士反对。刘歆气愤之余,怒作经学史上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
 
  经学“今古”之争并没有就此停歇,反而此起彼伏延续两千年之久。
 
  历代皆意识到孔鲋藏书的重大意义。金代在孔子故宅内修建殿堂,取名为“金丝堂”。明宣宗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苏州知府捐款重建此堂。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在藏书原址建起诗礼堂,在堂后又建“鲁壁”,纪念孔鲋藏书。著名学者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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