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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相:施恩济困,助力中兴
 
作者: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9-01-26   点击次数: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颜文珠 杨晶茗
 
  冬季的菏泽市定陶区,天地苍莽,万物萧索。两千多年前,这里是交通便利的“天下之中”,陶朱公以此为大本营,构建自己的商业版图;刘邦攻灭项羽后,也在这里建起高台,向各路诸侯、天下百姓宣告新王朝的诞生。到了西汉中期,一代贤相魏相又从这里走出。他起自寒微,熟悉农事,带着对百姓的关切,走向仕途,登上殿堂。他劝谏皇帝、告诫朝臣勿伤农本,为百姓减轻了诸多负担。
 
  定陶区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王建新告诉记者,“民本”思想是魏相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百姓的苦难有时因朝廷政策失当而造成,所以君王要体谅百姓疾苦,不能过度役使百姓,让他们能够休养生息、保存元气。这样的思想,不仅在古代显得难能可贵,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世事变幻如白云苍狗,两千年光阴浩浩荡荡。虽然魏相的遗迹无处寻觅,他的思想却依旧熠熠生辉。
 
民勤而苦,其源为何
 
  王建新介绍,魏相能够脱颖而出,缘于他勤于读书善于求索的追求,“西汉后期,儒学成为治国安邦的思想指南,地位越来越重要。而魏相就是一株读书的好苗子”。
 
  魏相发自肺腑地喜爱读书,尤其对《易》更是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易》是六经之首,富含辩证思想,许多人认为它蕴藏着“大道之源”。魏相深究《易》中玄妙,苦心思索钻研,渐渐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
 
  读书不难,实践不难,难在二者关联。幽静书斋里,有魏相勤学苦思的身影;喧闹农田旁,也有他注目农事的足迹。魏相细心观察农人,看他们翻耕播种,刈麦晒谷,收粮归仓,完税纳粮。但农人纵然寒暑不休,依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魏相认为其中关键,在于他们收获的大部分,都要用来供养官员和贵族。但被供养者不仅毫无感恩之心,反而挥霍无度,借助权势役使百姓。魏相对“民不堪其累”的现象深恶痛绝,使民有度、除民之急的信念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宝玉隐山丘,玉工去其璞。经过“伯乐”举荐,才学俱杰的魏相出仕为官,担任郡卒史。卒史虽然官位低微,却有接触百姓、了解民生的独特优势。魏相不辞辛劳,做得有声有色,颇为时人称道。
 
  西汉时期,地方有向朝廷“举贤良”的任务。当地官员经过考察筛选,把魏相作为“贤良”举荐到了长安。魏相顺利通过朝廷“政事、经义”的设问,更因“对策高第”,被擢升为茂陵令。
 
  茂陵地近长安,一贯号称难治。权贵在此多有别业,奴仆常仗势欺凌百姓。魏相上任后,一边安抚惊魂未定的百姓,一边惩治为非作歹的豪强,展露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
 
  很快,魏相就拿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开刀。桑弘羊有位门客途经茂陵,却诈称桑弘羊即将亲临,借此在县驿中作威作福,对县官颐指气使。县丞接待稍有轻慢,门客竟将他捆缚虐待。魏相怀疑其中有诈,就令人收捕门客。经过严厉审讯,门客终于和盘托出实情,承认自己的罪行。魏相按照刑律在闹市处死门客,并将事件来龙去脉原原本本汇报给桑弘羊。桑弘羊虽然心中愤懑,表面却无可奈何。不久,桑弘羊因涉嫌谋反而被诛杀。自此权贵仆从经过茂陵,再也不敢胡作非为,茂陵境内大治。
 
  魏相为政茂陵,关怀百姓,严惩豪强,政绩显著。不久,他升任河南大守,继续执行整顿吏治、惩办贪官的政策。曾经为非作歹的官员整日恐惧,甚至有人因害怕而私自弃官逃走。魏相的作为,百姓看在眼中,记在心里。
 
  起初,魏相并不在意日益加剧的官员逃亡潮。但洛阳武库令的出逃,却让他身陷囹圄,引发万名百姓赴京请愿。
 
“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
 
  公元前77年,丞相田千秋病故。朝堂的悲戚气氛尚未消散,洛阳城却被恐惧所包围。随着魏相反腐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官员受到牵连,或贬官或罢黜。时任洛阳武库令是田千秋之子,曾仗着父亲权势在当地横行无忌,引发诸多民怨。他看到魏相严惩腐败,自己的同僚多半被处理,内心愈发惊忧惶恐。父亲的病故,更让他认定自己迟早要遭殃。为求自保,他决定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到长安去找父亲生前好友、大将军霍光诉苦。
 
  武库令趁着夜色掩护悄悄逃亡。拂晓时分,消息才传至魏相耳中。武库令出逃彻底打乱了魏相治理河南的规划。他急忙派郡吏随后追赶,并嘱咐尽力劝说武库令回来。但武库令内心忧惧,始终拒绝归去。魏相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凶兆,慨然叹息:“大将军(霍光)闻此令去官,必以为我因丞相死而不能(礼)遇其子。使当世贵人非我,殆矣!”
 
  果然,武库令在霍光面前添油加醋狠狠告了魏相一状。霍光与田千秋一向关系密切,此时偏听偏信,决定对魏相严肃问责。在他眼中,魏相完全是个落井下石的奸邪小人,趁着丞相新亡而逼走其子。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魏相:“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所以让丞相弟为关都尉,以其子为武库令。今河南太守不体谅国家大策,看到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浅薄也!”
 
  霍光的愤怒,让此前被罢黜的官员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他们互相串联,群起攻击魏相,诋毁他在河南施展淫威,滥杀无辜,制造诸多冤案。霍光见百官联名弹劾,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将魏相关入囚牢,准备严惩不贷。
 
  为民做主的官员无辜入狱,河南郡百姓坐不住了。当地两三千名服徭役的戍卒长途跋涉来到长安,挡住霍光的仪仗队伍,“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接着,河南郡老弱万余人来到函谷关外,请求守关士卒开门放行。他们要赴长安上书霍光,为魏相求情作保。
 
  百姓的营救行动,没有让魏相重获自由,反而令霍光怒火中烧。霍光执意将魏相送入监狱囚禁。
 
  京师的牢房幽暗阴湿,魏相的命运晦暗不明。但河南郡百姓的动人之举,仿如冬日暖阳,激励着魏相憧憬未来。所以他虽身在狱中,却坚信己身清白,拒绝承认欲加之罪。
 
  狱中的魏相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许久之后,汉昭帝宣布大赦天下,魏相从囚牢中走出。此后,幸运之神接连眷顾。不久,魏相冤屈得雪,朝廷令他复任茂陵令,又擢升扬州刺史。
 
  虽因反腐而遭构陷入狱,魏相似乎并没有收敛锋芒的想法,为政依旧不改初心。在扬州刺史任上,他严格考察郡国守相、基层官员,凡有不称职者尽数贬退。友人看他锋芒不改,担心他重蹈覆辙,便修书规劝:“朝廷已深知弱翁(魏相字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愿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
 
  两年后,魏相故地重游,再度出任河南太守。不久,汉宣帝即位,考察各地官员治行政绩。魏相仕途自此扶摇直上,先被召到京城,担任管理国家财政的大司农,继而升任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开始在朝中发挥重要作用。
 
宽惠以待下,施恩以助穷
 
  魏相不断升迁之时,霍光及其家人也在观察着他。
 
  宣帝初期,朝政掌握在辅政大臣霍光手中。霍光历仕武帝、昭帝,曾废昌邑王而立宣帝,权势在朝中无人能比。
 
  魏相曾因霍光之故而下狱,此后和霍家关系较为疏远。也许因为这层缘故,急于摆脱霍光掣肘的宣帝尤其重视魏相的意见。
 
  魏相很快成为宣帝倚重的股肱臂膀。他陈述朝政利害,建议普惠民生,巩固皇帝权力。宣帝对魏相信任有加,加任他为给事中,凡事总爱倾听他的意见。
 
  魏相借着宣帝信任,多次上奏,请求朝廷宽惠以待下,施恩以助穷。他说:“先帝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陂池。”魏相所褒奖称赞的举措,都是着重减轻负担的民本之举。宣帝遵照实行后,西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百姓的疾苦自然是魏相关注的领域,朝堂的风浪也是魏相要在意的重点。他小心地游走于宣帝和霍光之间,谨言慎行,防止重蹈此前的覆辙。
 
  但对关系社稷安危的原则问题,魏相并不惧怕霍氏的权势,敢于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汉宣帝的平民皇后许平君后来被女医毒杀,霍光的女儿被立为皇后。魏相秘密向宣帝建议,加强东宫太子保护力量,防止太子出现不测。魏相的先见之明,让霍光夫人意图谋杀太子的计划落空。
 
  公元前68年,霍光病故。为了表彰霍光功绩、安抚霍氏族人,宣帝加封了霍家多位成员。霍光之子霍禹加封右将军、博陵侯;侄孙霍山加封骠骑将军、东平侯;侄孙霍云加封冠阳侯。而霍光的女婿、外孙也都在朝内担任要职。一时间霍氏家族占据要津,权势显赫依旧。
 
  魏相为此忧心忡忡,他上疏言道:“《春秋》讥讽世代公卿的诸侯国。它厌恶宋国三世都担任大夫,鲁国‘三桓’之一季孙氏世代专权,最终他们都犯下危乱国家的罪行。自汉武帝后元(武帝年号)以来,权力离开了王室,朝政由大臣把持。今(霍)光死,其子复为大将军,兄弟之子则掌管军机枢密,连昆弟诸婿也掌握军权。而(霍)光夫人(霍)显及诸女,又有自由出入长信宫的特权。她们有时夜间进出宫门,骄奢放纵,长久下去恐怕难以控制。”
 
  魏相建议宣帝立即采取措施,“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宣帝对此深以为然,他封大臣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分散霍氏权力。
 
  不久,霍光夫人毒杀许皇后的行迹败露。宣帝按照魏相建议,表面提升霍氏官职而实际收回兵权。他先调霍氏掌握兵权的人到外地做官,接着又封霍禹为大司马,但彻底剥夺了他的权力。
 
  魏相成了霍氏族人的眼中钉。本就不睦的魏霍关系,自此更加剑拔弩张。
 
  公元前67年,魏相取代年老的韦贤出任丞相,霍家人更加惶恐不安。韦贤学识渊博,对名利看得很淡,也很少与霍家为难。他是魏相与霍家紧张关系的润滑剂。如今韦贤告老归田,死对头魏相占据相位,对霍家有百害而无一利。霍家深恨魏相为宣帝出谋划策,却又忌惮他的沉毅果敢。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先捕杀丞相魏相,再废掉宣帝,最后改立霍禹为帝。
 
  霍氏的密谋为大臣杨恽侦破。他迅速向朝廷报告霍氏谋反,魏相则建议宣帝立即采取行动平息叛乱。于是霍氏全部被捕,霍皇后也被废。
 
  自此,魏相开始辅佐宣帝,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
 
“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
 
  魏相虽与霍光有隙,却继承了他“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治国思想。相较霍光,魏相的儒家色彩更为浓厚鲜明。他服膺儒家仁政思想,一贯主张减轻刑罚赋税,反对苛政暴刑和严刑竣法。
 
  西汉初期,为了恢复因秦末战争而残破的社会经济,朝廷实行“黄老无为”的道家治国理念。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转向强盛,治国理念发生深刻变革。武帝笃信“外儒内法”,其严刑酷法和苛刻赋役,不断加剧内外矛盾。
 
  到了汉武帝晚年,社会经济趋于凋敝,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出现了动荡的苗头。形势逼迫下,汉武帝被迫颁布轮台诏书,宣布罪己,承认此前施政错误。他决定转变内外政策,扭转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的旧政策,实施富民重农,减轻疾苦,恢复国力的新政策。
 
  汉昭、宣时期,朝廷基本承袭轮台诏书所制定国策,少作更改。对外以防御为主,不作征伐;对内注重与民休息,加强生产,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趋向繁荣,过度役民的思潮再度泛起。魏相担任宰相后,主张减轻百姓负担,坚决遏制旧思潮复起势头。
 
  魏相上书宣帝,劝他减少对外征伐。其目的之一,也是为减轻人民负担痛苦,使其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北方匈奴袭击西汉在西域车师屯田的军队。因为汉军的坚守,匈奴始终无法攻破车师。汉宣帝派常惠率张掖、酒泉骑兵救援,迎屯田士卒还渠黎。
 
  救援成功后,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认为可以趁着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方,使匈奴不敢再度侵扰西域。
 
  重臣多附议赞同,唯有魏相上书劝谏。他提出古往今来出兵理由有五种:“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
 
  魏相认为目前汉匈关系已经恢复正常,此次出兵可谓名不正言不顺,不仅难以取得预想效果,还会恶化汉匈友好大局,给边地百姓带来灾难。在他心中,一旦劳师远征,必然极大消耗社会资源。而目前天下疲困,贸然出兵只会加剧百姓痛苦,“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于动兵”。魏相又言:“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百姓有因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隐患,所以大战之后,生产必定荒废,灾荒自然来临,“军旅之后,必有凶年”,百姓生活将困苦不堪。
 
  最终宣帝采纳其言,国家与百姓避免陷入征战灾难。
 
  同样,魏相上书言西羌之事,也关注战争带给百姓的灾难性后果。他说,今岁不登,谷价暴涨。临近秋收之时,仍然有饥肠辘辘之人。到了春天,这种情况恐怕更加严重,到时甚至连赈灾的物资都很紧张。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恐怕还要消耗大量的稻谷。臣怕百姓心寒,宜早图其备。
 
  魏相时常将百姓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参考依据,他的偃兵政策也是考虑百姓饥苦、衣食无着、积储不足而制定的。
 
“本于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
 
  魏相注重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屡次上书奏请“平冤狱、宽租赋、驰山泽陂池,禁秣马酿酒贮积”“慰安元元,便利百姓”。拳拳爱民心,溢于言表,见诸史册。
 
  魏相关心灾荒救济,特意提出“本于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的主张,反对国家铺张浪费,主张量入为出节约资源以防备灾荒。在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稳定、储备充实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魏相呼吁君主必须重视这二者。而“量入制用”思想,更为朝廷提供了抵御灾荒的办法。
 
  更难能可贵的是,魏相坚持认为百姓反抗是朝廷剥削压迫的结果。他指出,由于朝廷政策失误,造成百姓衣食无着,丧失了基本物质生存条件,所以不得已而触犯刑科。他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他还说:“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要求皇帝行政遵循阴阳调和的自然规律,不可恣意行事,过度透支民力。他还一针见血地抨击尸位素餐、执行不力的官员:“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虑其难,使至于此……”
 
  为了赈灾救困、核查官员,魏相身体力行,不畏烦难,察考各地情况,从而能够察微知变,秉实相报,甚有卓识。一些地方官瞒报的灾情,都被魏相探查知晓,便于尽早采取赈济措施。
 
  魏相深知在君主专制下,君主无法接受频繁的批评。但他又不能不为君主立法,以求规范帝王行为。于是,他便通过假阴阳、法先王来借古讽今,阐发自己的治国理论。他说:“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魏相常托先帝来勉励宣帝,如“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魏相将先圣、先帝树立为执政榜样,希望宣帝能约束自己的欲望。比如他拿出汉高祖告诫的“天子所服第八”来劝谏宣帝,要求他“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
 
  魏相在任期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注意减轻农民负担,奖励耕织。为了防止官员侵害百姓,他致力于整顿吏治,改革敝政,选优汰劣,京师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吏中选拔,对庸碌钻营之辈随时罢免。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神爵三年(前59年),魏相积劳成疾,病故于任上,谥号宪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令人绘十一幅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表扬和纪念,魏相名列其中。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则高度评价魏相,称赞他“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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