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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楞调》:“中国的花腔”出自鲁西南
 
作者: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9-11-09   点击次数: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2018年6月9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有朋自远方来》在青岛奥帆中心上演,惊艳世界。其第二篇章《齐风鲁韵》的伴奏音乐以《沂蒙山小调》开场,紧跟着成武民歌《包楞调》华丽出场,齐鲁原生音乐奏响,喜迎八方来客。与《茉莉花》《沂蒙山小调》等民乐的舒缓不同,《包楞调》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旋律的欢快和优美动人。
  如今,在我国主办的大型活动中,《包楞调》经常是保留曲目,一旦某一场合响起《包楞调》的旋律,听众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山东”这一体量巨大、历史悠远、文化绵长的东方存在。
 
  《包楞调》的背后,是鲁西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的夺目光彩。
 
“中国的花腔”唱响上海舞台,打破了只有欧美才有花腔的论断
 
  1964年5月21日,《大众日报》一版报道《山东代表团和前卫歌舞团携带优秀节目赴上海参加“上海之春”演出》,之后还转发了《解放日报》刊发的社论《做伟大时代的歌手》。
 
  报道中说:“参加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的山东代表团和解放军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于昨(二十)日离开济南赴上海。山东代表团由专业演员和业余民间歌手组成。他们带去的节目,绝大多数是在今年举行的省群众歌舞会演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节目。这些节目经过不断加工排练,思想水平、艺术水平又有进一步的提高。作品的内容都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作品的曲子有的是运用了戏曲音调,有的是根据民歌素材创作的,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点。”
 
  山东代表团带去的节目中就有女声独唱《包楞调》。
 
  “上海之春”始自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1959年。为迎接十周年国庆,上海文化界在这年举办了各种展演,5月开始的上海音乐舞蹈会演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会演历时15天,上海市12个专业团体悉数参演,共11场287个节目,最具影响力的是俞丽拿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便是“上海之春”的前身。受此启发,上海文化部门自1960年开始,连续七年举办了冠名为“上海之春”的大型音乐文化活动,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广州羊城音乐花会一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首批音乐节。
 
  1964年的第五届“上海之春”开邀请华东各省参演之端,把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办成了华东数省共同襄赞的文化盛宴。华东六省专业艺术团体,包括济南、南京、福州等地的部队演出团体均受邀参加。
 
  山东省的文艺团体便与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组团参演。接到邀请后,山东省先在全省进行了节目选拔,菏泽地区选送的正是由姚月兰演唱的《包楞调》。报送节目在省里汇集后,4月7日至19日在济南进行了“山东省群众歌舞会演”汇报演出,《包楞调》入选。山东代表团组建后,经试唱,决定由张瑛担纲演唱《包楞调》。那年,青岛姑娘张瑛28岁,在山东省歌舞团担任女高音独唱演员已经6年,是独唱小组组长,还是省人大代表。
 
  5月23日晚,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出席观众达到创纪录的一万一千多人,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曹荻秋、石西民、刘述周,还有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以及其他负责人,包括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等一些国家客人也出席了开幕式。其间,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西安、太原、武汉、广州等地音乐工作者也前来观摩、学习和交流,使“上海之春”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全国性影响力。
 
  5月24日晚,山东演出队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第一场演出,独唱《包楞调》第三个出场。对这台演出,《解放日报》报道:“这次山东省演出队虽然只带来十个比较短小的节目,但由于内容丰富和形式活泼,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演出队的同志以雄浑的歌声歌唱了山东劳动人民同自然灾害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歌唱了山东工人的冲天干劲;特别突出的是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山东农村中的新人新事,载歌载舞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的新道德、新风尚,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再加上浓厚的地方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因此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大众日报》评价,山东的合唱、表演唱、独唱、民间歌舞和山东琴书等节目“都以富有革命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地方色彩,赢得了听众的热烈赞扬”。第五届“上海之春”在规模上达到这七届的巅峰,演出历时达17天,演出场次也达到空前的78场,观众累计16.7万人次,参演节目众多,370多个节目中绝大部分为新节目,令观众耳目一新。
 
  第五届“上海之春”“以努力促进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为目的”,强调革命化与民族化融合。《包楞调》来自民间,从歌词来看近乎原汁原味,革命性不够充分,在各种报道中均未被提及。但在演出空隙举办的专业研讨会上,专家们惊喜地认为,《包楞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花腔女高音,“填补了我国声乐史上民间花腔的空白,打破了外国音乐界认为只有欧美才有花腔的论断”。
 
  山东鲁西南民歌《包楞调》由此登上了全国性舞台,以“中国的花腔”的定义形成了全国性影响。今天来看,第五届“上海之春”的370多个节目中,《包楞调》是为数不多的传唱至今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上海之春”推出的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三千人同台演出,气势磅礴,其规模为全国首次。从缅甸访问归来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看了这个节目后,指示以其“为基础进行修改加工”,排练50多天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是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时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演出。
 
《包楞调》是劳动人民自发口头创作的,“野孩子”如何成为“优等生”
 
  某种角度上说,这时《包楞调》“出生”还不到两年。
 
  1962年10月,菏泽地区成武县文化馆干部魏传经又一次下乡,他的目的地还是大田集公社的小程楼村。
 
  魏传经这年32岁,在县文化馆工作已经11年。1949年4月25日,冀鲁豫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开办民校识字班及人民文化馆的指示”,成武县人民文化馆遂成立。成立之初,文化馆只有两间房,一个馆长带着一个干部,全部家当是用以开阅览室的210本书和订阅的两份报纸,另有一部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还要与曹县文化馆共用,放电影时这次先在曹县放,下次就要先到成武放。1951年,从成武师范学校毕业的魏传经被分配到文化馆工作,成了文化馆第三名员工。
 
  1962年,成武县有计划地采集民间艺术,是根据菏泽地区文化部门的总体安排,从年初开始的。新任县文化馆馆长胡志纯一到任就全力推开全县民歌收集与普查工作,魏传经喜欢写诗,因此对民间流传的歌谣比较关注。大半年来,魏传经有时骑着自行车,有时搭县里的便车,有时干脆步行,踏遍了成武的村村落落,陆陆续续采集了几百首民间歌谣。
 
  夏天,魏传经在大田集公社就听人说,小程楼村有一位大娘会唱小曲。当他来到小程楼村找到这位名叫周金英的大娘时,周大娘却矢口否认,说自己不会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间艺术活动集中的庙会活动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周金英担心被别人看成是落后分子。魏传经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地从县城来到30多公里外的小程楼村登门拜访,诚恳地与周大娘交谈,有时自己先唱几曲,终于打动了周金英。
 
  周金英开嗓一唱,魏传经眼前一亮,他立刻意识到这是难得一遇的优美小调。曲调不长,但唱词繁复。县文化馆没有录音设备,只能靠周大娘唱一句,魏传经记一句,他分数次记下了歌词,足足有64段。
 
  周金英告诉魏传经,《包楞调》又叫“包楞戏”,唱词极多,一唱就是几十段,她学的只是其中一种。她学的《包楞调》歌词是从一首诗衍生出来的,“晴空明镜,松峰凤鸣,星亭清静,景动风轻”,颇有偈语的韵味。再由这首诗的每个字引出四句,组成一段词,全部歌词便有64段,唱起来循环往复,没完没了,时间长短可任由控制,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歌词的格式十分规律,第一句末尾都是“白楞楞楞”,第二句末尾是“一点红”,第三句末尾重复该段字眼,第四句都是“紧包楞”,如“镜”字部分:“天上的银河白楞楞楞,织女的头绳一点红,鹊桥通天水如镜,牛郎织女紧包楞。”歌词内容广泛,春夏秋冬、名胜古迹、飞禽走兽、日月星辰、君王贤士、文臣武将、公子小姐、土特产品、乡土民情、成武古迹等,无所不包,犹如一幅史诗画卷。
 
  但魏传经记谱能力有限,不能把曲谱完全记下来,他干脆跟周金英一句一句地学唱。回馆后,他自唱自记了一番,感觉曲调不是太准。于是,他邀请成武一中音乐教师孙啸天一起骑着自行车再到周金英家,请周金英反复歌唱,终于记下了准确的《包楞调》音乐曲谱。
 
  魏传经对歌词进行了加工,这便是现在大家知道并广为传唱的《包楞调》。1962年,菏泽地区共收集民歌600多首,魏传经所在的成武文化馆竟然收集了其中的370首,后从中选编295首出版了《菏泽民歌选》,再挑出22首向中央上报,其中就有《包楞调》。1963年,上海所办的《歌曲》杂志刊登了魏传经、孙啸天搜集整理的两首成武民歌《花蛤蟆》和《包楞调》。
 
  1963年2月,《包楞调》由成武一中学生宋慧芳首唱,参加七县文艺会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3月,山东省民歌会演,菏泽地区民歌手姚月兰演唱了这首歌,受到了音乐界人士的赞赏和关注。会后,上海唱片厂把姚月兰演唱的《包楞调》灌制了唱片。
 
  周金英热情好客,每年的庙会是她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不仅是烧香拜佛,她热衷于参加“担经挑”。在鲁西南地区包括豫东、皖北这一片区域的庙会上,“担经挑”十分流行,直到今天。“担经挑”主要由上年纪的妇女在庙前的广场上自发地群体“演出”。早期的形式是妇女们肩上挑着担子,一头是进香的香火,一头为了平衡衬个东西,口中念念有词。后来这种形式被渐渐固化为一头是个莲花盆,一头是个大鲤鱼(用布或绢制作的道具),担子用半寸宽、5尺多长的竹片制成,光滑而有弹性。她们手抚着莲花盆,组成各种队列边舞边唱小曲,引来众人围观。唱词多来自佛经、孝经、民间故事,曲调纷繁多样,或是当地民歌,或是地方戏曲,《包楞调》是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
 
  清末以来,随着“担经”的人越来越少,会唱的人也越来越少,但《包楞调》传播到了琴书艺人当中,鲁西南民间文艺十分发达,琴书艺人走村串乡,使这一曲调的流传范围反而越来越大。
 
  从音乐上看,《包楞调》并不受某种专业技法的支配,是由劳动人民自发口头创作,并在劳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而逐渐成形的。它在历史上的流传过程已不可考,但其依赖于鲁西南方言音调夸张形成的民歌音调,不仅为本土文化贴上了地域标签,还是其在不同地域文化传播、交融以及生活变迁的历史写照。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魏传经和孙啸天的加工与整理,也许《包楞调》一直都是一副“野孩子”的模样,难以成为“优等生”而登上“大雅之堂”,这个传承发展经历与中国其他著名的民歌《茉莉花》《沂蒙山小调》等是一样的。
 
歌唱者倾心演绎,《包楞调》传出中国,走向世界
 
  直到改革开放,《包楞调》真正的辉煌才得以充分显现。与那个蓬勃发展的时代一样,《包楞调》自那时起真正地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传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而一首歌被广泛接受的另一个核心元素,是歌唱者的倾心演绎,特别是“花腔”往往表现出鲜明的华丽风格特点,以及炫技倾向的演唱方法。这个关键性的歌唱者正是来自郓城的学生彭丽媛。
 
  1980年8月,山东艺术学院王音璇教授带领还在上学的彭丽媛随山东代表团赴京,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唱了《包楞调》和《我的家乡沂蒙山》,轰动音乐界。《北京音乐报》当时报道称:“民族唱法,前途光明,后继有人。”1982年,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彭丽媛为全国的电视观众演唱了《包楞调》。之后,彭丽媛几次出访北欧诸国时都演唱了《包楞调》,并录制成唱片和磁带发行全国。
 
  2006年,《包楞调》入选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成武县文化部门不仅把《包楞调》词曲以及演奏、演唱录像搬进了菏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成果展上,还专门请来了七位年逾六旬的农村老妪表演成武担经,让人们观看带有浓浓生活气息的《包楞调》,欣赏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艺术。
 
  由齐鲁文化滋养的歌唱艺术家以自己的艺术再创作极大地提升了民歌《包楞调》,从而使其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经典。
 
  作为鲁西南文化带响的名片,五十多年来,“中国的花腔”久唱不衰,在当代齐鲁文化的崭新构建中,在山东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堪称鲁西南乃至山东文化最具魅力的象征与寄托。
 
  《包楞调》陆续被改编成合唱歌曲、筝曲、二胡曲、钢琴曲、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已不仅仅是一首中国乐曲,而已成为一种具有很强的文化艺术再生潜力的艺术与文化主题。从歌曲到舞蹈,从古琴到古筝,《包楞调》随着时代艺术表现形式的演进,穿梭来往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其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人类艺术和文化表现媒介、表现形式的浓缩性表征,其在不同表现媒介、表现形式中呈现出哪些具有同一性的艺术特征,又显现出哪些不同甚至大相异趣的特征,获得了何种丰富的艺术和文化底蕴,更是今天的艺术和文化研究所亟待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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